灾害现场，明清四明文人曾这样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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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疫情防控十堂课》发布第九堂课《直击灾害现场的震颤书写明清四明文人灾害书写掠影》，原文如下——
直击现场的震颤书写
——明清四明文人灾害书写掠影
作者：宁波大学教授张如安
灾害现场，明清四明文人这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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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人类文明史，亦是人类与灾害的不断抗争史。
我国的文学自其诞生起就与灾难结下了不解之缘，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等神话传说，无不以自然灾害为背景。
我国地形复杂，自古灾害多发，自然灾害往往突发性强，破坏大，创伤深，容易撞击作家的心灵，因此，对自然灾害的书写在文学史上一直不绝如缕，宁波作家的作品中亦不乏书写灾害的佳作。
灾害文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详尽描摹各种灾难场景。一场大的自然灾难发生了，常有作家直击灾难现场，书写灾害给人类带来的巨大创伤，令读者无比揪心。

灾害现场，明清四明文人曾这样书写

（资料图，明代唐伯虎《八景图》（局部），来自新快报）
明朝天启六年（1626）五月初六，坐落在北京城西南角的王恭厂，发生了一次古今未有的巨大灾变。原因众说不一，有地震说、羊角风说、陨石说和火药焚爆说等，但都不足以解释诸多的奇异现象，至今同3000多年前印度“死丘”事件、1908年6月30日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大爆炸，并列被认为是世界三大未解自然之谜之一。
长期寓居京城的鄞县人薛冈，亲身经历了这场令人恐怖的大爆炸事件，写下了《纪丙寅五月六日京师所觏异变始末》一文。
他说自己居住之所张园离王恭厂只有半里路程。五月初六，他正大病初愈，无聊中想邀请客人来访，就勉强起床，不戴帽子，独坐床边。窗外树色满目，莺声满耳，不觉心情大好。童子将一幅新裱的好画挂到墙上，又将红芍药插入胆瓶后，就按主人的吩咐出外办事去了，因此薛冈身边并无一人服侍。
上午巳时左右，北京城上空天色晴朗，阳光明媚，张宗伯派使者到家说事，话还没有说完，突然响起了巨大的爆炸声。
薛冈吓得脸色大变，最初以为是迅雷，随即感到大地抖动，房屋如波浪中的船摇晃不定。薛冈害怕房子塌下来，急忙向门外逃去。
这时，门外已是天昏地暗，黑暗中漫漫黄土如雨般落下，令人窒息，耳畔仿佛有鬼啸神呼之声。一阵眩晕袭来，薛冈想抱住园中大树，谁知大树已无处可寻。使者紧紧挽着他的手，蹲藏在庭院一角。
恍惚间，他听到有人惊呼：“东方着火了。”接着又听到哭声四起。薛冈和使者不敢动弹，等到太阳光照进来后，才发现两人都成了黄土偶。
再过一会儿，天色放晴，薛冈观察到自家屋瓦碎了一地，檐楹像被人拆毁，门窗与帷幔全都化为齑粉，撒在地上，园门不知去向。再北望张宗伯甲第之家，以及邻舍人家，房屋全都倒塌。薛冈惊魂未定，不顾一切地跑进自家卧室，发现衣裳、被褥、图书、器具散乱无绪，全都被埋在数寸厚的黄土之下，突然间他又惊异地发现，竟然还有物品整齐叠在地上，仿佛有人刚刚整理好似的。斋中刚挂上去的那幅画从墙上掉了下来，被一根能伸缩的丝线吊住后晃动不已，总算没有掉到地上。
这时薛冈才真切地意识到，周边都已成废墟，只有自家的房屋没有完全倒塌，自己没受伤，更没被压死，真是不幸中之万幸。
薛冈呆望之中，听到墙外人动如市，从窟窿中望出去，只见男女老幼，有的背着，有的扛着，有的扶着，有的已死，有的还在流血，活着的相拥一起，痛苦呼号。薛冈慌忙跑出去，一问，才知王恭厂火药库发生了大爆炸。
到了傍晚，薛冈惊魂甫定，大着胆子走近王恭厂爆炸中心区进行察看，发现方圆十数里地中，大小房屋，在一声巨响中被夷为平地，都城西南隅空荡荡一片，只有瓦砾土木与残肢断体乱撑如麻。
他不禁目骇心寒，魂摇魄战，眼泪情不自禁地滚了下来。民间鸡犬近者全部死光，远者亦多受惊扰而死，从而也诱发了次生灾害。
第二天，薛冈看到了司城官报告，统计房屋完全倒塌者大约为10931间，死者531人，生命财产损失巨大。薛冈进而分析了死伤者的情况：西南隅为官僚士大夫居住区，幸好灾难发生在邻近中午时分，其时官僚士大夫要么入署办公，要么外出访友，很少有窝在家里的，因此罹难者并不多，但家属死伤者比例很高。
还有路上骑马乘轿者，不少人在强大冲击波中堕地受伤。薛冈坚持认为这次大灾难是地震引发的，并质疑火药事故说难以完全解释灾象。他认定这次灾害等级之高、强度之大、危害之严重，为古今所未见。
灾害发生后，朝野震惊，中外骇然，人心惶惶，各种怪异的传言很多，有的说途中抱头逃窜之人都光裸着身体，死人身上亦没有穿衣服，也有的说一股旋风将斋坛供奉及旗幡全部卷入空中，总之越传越玄乎。
薛冈曾以亲历者身份巡察灾区，他以没有亲眼看见为由，坚持不信谣，不传谣，从而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第一手灾情资料。他用细腻翔实的笔触记录灾情实况，抒发创伤感受，分析灾变起因，堪称古代灾害文学的佳作。
洪水，无疑是古代最为频发的自然灾害之一，严重威胁着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四明作家记录洪灾的为数不少，明代鄞县人杨承鲲《北征记》就是一篇有代表性的散文。
万历十六年（1588），杨承鲲沿着大运河北上京城，一路上没有留恋沿途的山光水色，而是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人事，为现实的社会苦难留下了剪影，令人触目惊心。
他行经至上虞，看到大雪中道旁有僵尸。到了杭州，发现久雨久雪中，城里米价大涨，闾里有人吃糠，糠的价格几乎可敌米价。

灾害现场，明清四明文人曾这样书写

因为上年浙东西数百里地发生重大水灾，漂没庐舍，人畜不可胜数，土地无法下种，即使勉强种下去也得不到收获。于是百姓纷纷流亡，居民至薄暮即就寝，夜里灯火绝灭。
至浙西平望，观察到村人经常将木屑和糠拌着吃，野林祠墓间往往有人上吊自杀。到镇江，他游览北固山，看到男女都在挖野草，就上前询问，人们告诉他：“为了填肚子。”
至新店闸，他与同伴登陆小酌，十分愉快，忽然看到道旁榆树都没有皮叶，一问，才知都被穷人吃光了。杨承鲲听后惨然不乐。
到了石佛，遇见盗贼打劫运输船，一人被杀，一人被伤。行至赵村，道上多有饿人告饥，杨承鲲忍不住煮粥给他们吃，这一小小的举动透溢出一个下层文人的善良之心。

灾害现场，明清四明文人曾这样书写

（资料图，图文无关，来自新华网）
历史上浙东地区的洪灾亦不少见。
康熙二十九年（1690），绍兴府属邑余姚、诸暨、上虞发生特大洪灾，而以余姚受灾最重，余姚又以黄竹浦受灾最重。
时已八十一岁的黄宗羲经历了这场灾难，创作有《姚沉记》，向我们沉重地讲述了亲身见闻。
农历七月二十三夜，大雨如注，明晨洪水袭来，平地骤高二丈。二十五日半夜，风声如战鼓万面，山崩者多达百余处，山岗自裂处，涌水数丈而下，挡在路上的一切哪怕是万钧之石，都轻而易举地被冲走，响声震荡数十里，水面如血色一般。
平地上的棺椁不用说了，连埋在地下的棺材都破冢而出，纵横漂浮在水面上。房屋大者被淹没，小者被冲毁，有的漂流而下的楼房上，一开始还亮着灯，但很快灯也灭了。
这场洪水不知害死了多少人。二十七、二十八两日，洪水退去了三四尺，似乎情况有所好转。这时，外面谣传初三洪水再发，余姚城会沉没，这可将全城老少吓坏了，纷纷求城隍神保佑。
八月初二，果然出现了大风雨，次日洪水又大涨，仅比七月二十三日稍低一二尺。被水围困的居民不得不揭掉屋瓦，登上屋脊，骑在梁上。他们只能自救，把门板扎成木筏，设法捞取水底禾头，做成糜食用。大雨还在继续，也不知会下到什么时候，其间饿死者不可胜数，姜、黄二姓之人几被灭绝。
大水持续到八月十二，田野禾稼一空，哭声不息，很多人都奄奄待毙，人的性命在灾难面显得前异常渺小和脆弱。

灾害现场，明清四明文人曾这样书写

（黄宗羲）
黄宗羲不但充分展现了灾害现场令人震颤的真实情景，而且也记叙了政府赈灾的不俗表现。
绍兴知府李铎、余姚知县康如琏积极投入救灾赈灾活动中。李铎典卖自家的衣服、首饰，一人捐米1.2万石。在他的影响下，同僚及富民亦纷纷捐米。他还泣请省级上司支持，布政使马如龙动员全省十一郡共拯绍兴一郡，形成了“一方受难、八方支援”的局面，可谓前所未有。
李铎终于募得大米2.7万余石，棉衣三千余件。他带着这些救灾物资，亲自赶到余姚灾区赈灾。他除了下令打开官仓，免费将积谷发给灾民外，还深入穷乡僻壤，将米、衣一一发放到灾民手里。他在沿途看到漂流的尸棺，又捐米140余石，令各乡壮年饥民每日给工米三升，尽力掩埋，共计收埋无主尸棺789口，买棺埋葬暴露在野外的尸骸38具，避免了灾后疫情的发生。
马如龙还命令驻扎地方的将官拨兵分屯要路，防止盗贼趁火打劫，保障了灾民的安全。
以李铎为代表的清朝官员以实际行动多管齐下赈灾救灾，力求让每个灾民得到及时救治，不但使灾民们含泪感动，而且也深深地触动着作家的现实情怀。
为此，黄宗羲写下了《越州李公救灾记》《大方伯马公救灾记》《邑侯康公救灾记》，为后人留下了清初浙江赈灾官员群体的影像，也为后人研究赈灾史提供了很好的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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