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作家罗伟章最新长篇小说《声音史》于近日出版。这本书曾入选2015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并荣获2015年度“十月文学奖”。罗伟章说:“我很早就想要以声音为媒介来写一部小说,因为在我看来,世上的许多情感,产生于声音。声音如同时间,不是后浪推前浪,而是后浪淹没前浪。新的声音意味着生长,可被它淹没掉的,并非消隐无痕。”
罗伟章1967年生于四川宣汉,现居成都。先后做过教师、编辑、记者、自由撰稿人。出版过《饥饿百年》《大河之舞》《太阳底下》等长篇小说。他的作品大多书写底层生活,因而他有了一个特别的标签——底层作家。但他坦言自己并不接受这样的文学命名,他认为文学没有边界,文学只有好坏之分,与题材、地域、流派等无关。
《声音史》写乡村的历史、现在与未来,写乡土灵魂的变迁,写冷漠背后的人性温暖。罗伟章的生活状态也通过虚构的小说隐约可见——当大多数人忙于应付眼前的苟且,他早已放下一切,去追寻远方的诗和田野。
童年记忆里全是苦日子
渴望用文字把这些苦表达出来
大多数走上文学道路的人,生命里都留有一块伤疤,不得不面对它。当你把它倾吐出来形成文字,就是一种表达。
我的老家在四川省东北部,属大巴山系,出石头和荒草,不大出庄稼,更不生钱。我刚上小学时,那里发生过一场天灾。庄稼最需要雨水的时节,连续73天滴雨不下,方圆数百里颗粒无收。那段饥饿的日子在我生命中留下无法磨灭的印记。后来,当有人在我旁边赞美阳光灿烂的日子,我都会想起过去,有一种饥饿的感觉。
正在这节骨眼,我母亲得了感冒,她不愿意花钱买药,仍像男人那样去挣工分,结果病越拖越沉,很快就卧床不起。母亲去世那年我6岁,妹妹只有两个月大,父亲抱着她去村里寻奶吃。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母亲是家里的顶梁柱。她去世前,父亲里外不管,她这一走,所有的担子都扔给了父亲。父亲完全没有抓挠,整个家庭陷入恐慌。父亲没别的本事,但格外重视读书。我的许多同学小学没毕业就停学了,但父亲砸锅卖铁也要送我们进学堂。
我上小学时,我的二哥正在读初中。二哥的语文成绩好,特别喜欢上作文课。他偏偏又遇上了一位擅写文章的老师,那老师常把我二哥的作文改得满篇红。二哥把作文本带回来念给我听,念到精彩处,就停下来,感叹老师的厉害。我听得入迷,由此知道,文字表达能跟自己说话,这实在太好了。二哥喜欢读书,他有巴金的书,还有一些明清演义,我都拿过来看。那些书(特别是巴金的《寒夜》)告诉我,世间还有别样的苦难,我的那点儿苦算不了什么。
活到现在,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是念初中时住校,厨房一个认识我的师傅见我终年吃不上肉,便偷偷把一份烧白肉扣进我碗里。我舍不得吃,把肉刨出来锁进木箱,想给父亲带回去。那是春末的一个星期三,我们要星期天才能回家。到家之后,肉已经长了白毛。父亲用开水把白毛洗去,流着眼泪,一绺一绺地撕下来,分给我的兄弟姐妹们吃。
念初中时,班上三十多个同学,有二十几个都订了文学刊物,互相交流。我没钱订,就看别人的。以前我学习成绩很好,老师很喜欢我,后来看上了文学刊物,再也无心上课,早自习啊什么的都拿来读小说。老师觉得我不可救药了。的确也是,高中以后,我的数学就只能考30分了。到高三我才突然醒悟,觉得自己必须上大学。不上大学的话,就只能过祖辈那样的生活,靠艰苦的体力劳动维持基本生存。所以我努力起来,专补数学。
有人说我的小说是“底层写作”。我经历了那样的童年,看到了那样的人生,不写那些你叫我写啥呢?现在,我的亲人和村里绝大部分年轻人都到外地打工去了。我经常能听到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故事让我感同身受,很自然地就会在一个恰当的时候表达出来。大多数中了文学之“毒”的人,都是因为事先喝了苦水,生活逼使他把苦水吐出来,形成文字,就是表达。
辞职到成都隐居写作
最初两年在家里闭门不出
上大学时,阅读给我的乐趣超过任何东西,甚至超过写作。我曾把但丁《神曲》中的《炼狱》篇全部背了下来。我一直认为,人类的智慧跟科学不一样,它不随时间的推进而发展,许多美好深邃的思想,埋藏在历史的河流里。大学期间,我靠写作补贴生活费,以写散文为主,小说写得比较少,也写诗,但诗写得很差。
大学毕业后我在学校工作四年,只要课上完,就耍,打球、打扑克、周末同事朋友聚会聊天。现在回头看那时的聊天,很重复,很无聊。但当时只能聊这些,因为无处安放你的时间。后来我去达州当地一家报社工作,慢慢地升职,在报社负了点儿小责,工作占据了我的白天,应酬又占据了我的夜晚,我更没法儿写作了。我多次想调到时间宽裕一些的单位,但均告失败。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路,如果我不认真写点儿东西就老去,我就只是在舔生活的盘子。这样说好像我在文学上有多大的志向,其实不是。人生只有一次,从人道的角度讲,只要不违法乱纪,不妨害他人,每个人都该做自己想做的事。
2000年8月的某个中午,我一个人呆在报社,猛然间发现我已经三十几岁了,再不写就老了!于是立即写了辞职信,第二天就走了。其实并不是说不辞职就不能写,我是想彻底斩断我熟悉的环境。
我与妻子一起从达州辞职,举家移居成都,过起“隐居”生活。很多人大惑不解,我的回答是:“对文学的热爱,是唯一的原因。”刚到成都时,我借钱买了房子。严格说我的写作生涯是从成都才开始的。大约有两年的时间,我和妻子几乎在家里闭门不出,每天早上起来站在阳台上看小区里的人匆匆忙忙去上班。过一会儿,回回神儿,进入自己的世界,写小说、读书。那一年,我只发表了一个中篇。我妻子更惨,只发表了一篇散文。这看起来不值一提,但我们还是为这种劳动带来的成果感到欣慰。我们不可能规定自己每天必须写多少字,只是知道每天必须劳动。“劳动”这个词是所有词汇中最让我感动的一个。
紧迫感无时不在。举债买房不说,全家一点儿稳定的收入都没有。头一年,我靠岳父岳母的退休金和一些老师朋友的资助过日子,同时也靠一种内在的自豪感推动生活。但是,有时我正写到兴头上,突然想到马上有一笔什么开销或者可能的开销还没有着落,我就会沮丧地停下手,垂下头,半个小时一动不动。我也并非不为稿费写作,只是不想把挣稿费当成第一目标。
现在有一种说法:许多人的人生在40岁时封顶。封顶就是“完成”。“完成”人生实在不值得庆幸,“未完成”才可能保持探究生命的热情。托尔斯泰80岁还在学习造句,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未完成”。他一生都在成长。
托尔斯泰是我的精神导师
网络时代依然要读《安娜·卡列尼娜》
#p#分页标题#e#想在写作上被人提拔是很难的,完全要靠自己。写作不存在也不需要提拔,而指导却会无处不在,就看你是不是有心。人家一句无心的话,对你可能就很重要。所有说出过那种话且被我听进去的人,都是我的指导者。我专事写作后,遇到过几位好编辑。《人民文学》的宁小龄老师看到我发在《青年文学》,又被《小说选刊》转载的小说后,有一天晚上10点给我打电话,对我那个小说作了评点,指出不足,然后希望我也给他写一篇。于是我写了《我们的成长》,他拿去就发了头条。这些编辑对文学极其认真、虔诚。你一个无名小卒写的东西,人家都会认真对待。
人这一辈子,至少要找到一本书,找到一个自己的精神导师。托尔斯泰的《复活》我读过两遍,《战争与和平》读过三遍,《安娜·卡列尼娜》读过至少五遍,包括他的传记、文论和宗教文章,我都读过。我把它们放在枕边。当我应付完一场无聊的酒局,我会觉得自己下降了很多,回到家就读托尔斯泰,以这种方式复原。托尔斯泰教会我,艺术的出发点,不在于谴责,更不在于破坏,而是以透过云端的情怀,去帮助人们建设他们的心灵。
托尔斯泰的写作极大地提高了全世界作家的写作难度,不止我一个人学不了。卡尔维诺说过,《安娜·卡列尼娜》和《战争与和平》的结构无法让人知晓。有段时间我专门研究过他的结构,觉得只能用教堂穹顶的恢宏壮丽来形容,任何一个榫头都天衣无缝。但是学不了。我崇敬他,几乎不是要跟他学什么,而是崇敬他在小说中对完整性的执着。连伍尔芙那种风格的作家也说:“《战争与和平》是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小说。”我曾经在日记里写,抛开托尔斯泰,两年以上不读他。雨果也不读。这两年,读卡尔维诺,读博尔赫斯,读略萨,读昆德拉。读到后来,读烦了,又去读托尔斯泰。
有人说,而今的生活比作家笔下的小说还要精彩。这是对小说的误解,好像小说要去跟生活比“精彩”一样。又有人说,手机段子比小说还有想象力。这是对想象力的误解。真正的想象力不是碎片,而是由此及彼,环环相扣,构筑一个完整的世界。千万条手机段子,也无法与《安娜·卡列尼娜》给人的滋养相比。
没有哪一个时代,像我们今天这么需要深刻的小说,我觉得这才是小说在当今社会生存下去的理由。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都是往自己最高的份儿上写,写出来,读者爱看不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你能摸到3米高,那就是你的局限。如果你能摸到5米,却只摸到2米,那是你没有完成自己。其实写作就是最大限度地完成自己。只要你写得好,读者总是有的,多少而已。黑塞的《荒原狼》够难读的,但一代接一代都有读者。此外像《喧哗与骚动》《尤利西斯》,难道很好读吗?
如果某一天我能写出一部具有托尔斯泰精神——是精神,不是水准——的小说,我就满足了。在我的想象中,这小说一定要节奏舒缓。比心脏频率更快的各类信息,对生命毫无价值,而且是稀释、磨损和消耗。慢,才能让生命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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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迅网 » 隐居成都,写作让我拥有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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