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案创作的吕其明。

　　本报记者 姜方

　　人物小传

　　吕其明，1930年5月生，1945年9月入党，安徽无为人，上海电影制片厂艺术委员会原副主任。他为人民而创作，70年来先后为《铁道游击队》《焦裕禄》《雷雨》等200多部（集）影视剧作曲，创作《红旗颂》《使命》等10余部大中型交响乐作品，300多首歌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等歌曲广为传唱。荣获“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等称号和“中国音乐金钟奖终身成就奖”。

　　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七一勋章”获得者、人民音乐家吕其明在天安门城楼上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激动万分。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富强，更没有人民的幸福生活。”他告诉记者，“我要继续听党话，永远跟党走。总书记讲到，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他始终把党的成绩归功于人民，让我十分动容。我要牢记总书记的讲话，继续为党、为人民创作出更受人民群众喜爱的音乐作品。”

　　伴随着自己创作的《红旗颂》脍炙人口的旋律，佩戴党员徽章的吕其明在身边少先队员的欢呼声中，沿着红毯拾级而上，缓缓步入人民大会堂。这是6月29日上午，“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举行前的一幕。1945年，15岁的吕其明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老乡家里，油灯照耀下，他向党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我只是做了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情，为党、为祖国、为人民创作了一些音乐作品，难以报答组织对我的培养和关怀。”颁授仪式后，吕其明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动情地表示：“我要在有生之年，把党和人民赋予我的职责和使命，毫无保留地回报给党和人民，我希望我能创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天。”

　　含泪写成《红旗颂》，祝愿祖国永远繁荣富强

　　十几天前，记者在上影集团办公楼的会议室里，听到吕老深情吟唱《红旗颂》的音符。这首管弦乐序曲描绘了天安门上空，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时的庄严情景，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歌颂红旗为主题的器乐作品。再次谈起《红旗颂》的创作过程，吕其明依然难掩激动之情。

　　那是1965年第六届“上海之春”开幕之前，当时贺绿汀、丁善德、孟波、黄贻钧、钟望阳、瞿维等音乐界的老前辈，一致决定由后辈吕其明赶写一部交响乐作品。黄贻钧先生建议曲名定为《红旗颂》。面对这个“命题作文”，吕其明既兴奋又紧张地接受了。“兴奋的是老前辈们这样信任我，鼓励我，对我委以重任；紧张的是时间短，任务重，恐怕难以完成。但又想到这是一次难得的机遇，因此，我毅然接受了这一艰巨的创作任务，大胆地进行了创作。”

　　经过反复思考，吕其明决定《红旗颂》以开国大典为历史背景，歌颂红旗、歌颂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虽然没有亲眼见证开国大典，但在上世纪50年代初，吕老从上海电影制片厂调到北京新闻电影制片厂，1951年至1954年每逢重大节庆，他都会来到天安门，看见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看见人们手拉着手前行，宛如迈开巨人的步伐前进。

　　同时，峥嵘岁月、战斗生活的往事也像电影一样，在他脑海中一一闪过。“我10岁加入新四军，在战火中锤炼，在红旗下成长，对红旗有着深厚的感情。红旗是革命的象征，在井冈山的绿树丛中、革命圣地延安宝塔山旁、百团大战指挥所、淮海战役的阵地前，凡是有革命者战斗的地方，都有红旗在飘扬。红旗也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为了新中国的诞生，他们不惜牺牲自己宝贵的生命。这些是我写《红旗颂》的感情基础。”

　　血染的战斗红旗和天安门的胜利红旗，在吕其明心中形成伟大崇高的形象。他热血沸腾，乐思如泉涌，经过七天的日夜拼搏，伴着激动的泪水写出《红旗颂》。小号嘹亮地吹出以《义勇军进行曲》为素材的号角音调，引子尽情表达了对胜利的喜悦和对红旗的赞美。在连接部，双簧管吹出如歌的优美旋律，抒发了经过斗争洗礼的人们仰望红旗、心潮澎湃的炽热情怀。乐曲逐步发展，赋予节奏以激越的动力，号角声再度响起，宽广的颂歌主题变为铿锵有力的进行曲，表现了中国人民在红旗的指引下，意气风发、一往无前的豪迈气概。尾声中，嘹亮的号角与深情的颂歌交融在一起，在更为激越的高潮中，仿佛听到站起来的中国人民迈开巨人的步伐，乐曲由此响彻云天，气壮山河。

　　自1965年在“上海之春”舞台初试啼声后，《红旗颂》成为迄今中国音乐舞台演奏率最高、媒体播放次数最多的音乐作品之一，成为中国人心中耳熟能详的经典旋律。然而，在此后长达54年的时间里，吕其明精益求精，对作品进行了不计其数的修改。最终，《红旗颂》于2019年定稿，并由上海音乐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他说：“我将自己的人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一起写成了歌。这是我送给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礼物，祝愿我的祖国永远繁荣富强。”这部作品饱含着他对党的全部热忱和深爱，和亿万中国人找到了心灵共振的交汇点，才引发了跨越时空的长久共鸣。

　　在党的怀抱里成长，生活是创作的源泉

　　1949年5月26日，吕其明19岁生日。那天，他随华东军区文工团开进了上海。19岁生日的第二天，上海宣告解放。“上海宣告解放的前一夜，我们华东军区文工团全团同志睡在老北站的条凳上。这是历史性的一夜。第二天，我精神抖擞地走在上海的马路上，我和团里其他五六个同志的背包上，都架着一个小提琴盒子。”吕老回忆起当年随部队开进上海时的情景，一切依然历历在目。

　　在红旗下前行，在党的怀抱里成长，70多年来，吕其明始终和新中国血肉相连，休戚与共。作为烈士的儿子，他追随着英雄的足迹前行，作为一名共产党人，他是大家心中朴素、无私而温暖的“吕老”。吕其明说，父亲吕惠生给了他生命，也给了他铮铮铁骨、耿耿丹心、一腔热血和浩然正气。而共产党教他要有崇高的理想和信念，要做堂堂正正、坦坦荡荡、老老实实、品德高尚、乐于奉献，拥有一颗赤子之心的人；在事业上要有责任感，以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追求完美。

　　记忆里的革命大家庭，有着无比温馨、无比深情的爱。1939年冬，吕惠生冲破围捕，带领全家投奔新四军。1940年5月，吕其明成为新四军第二师抗敌剧团的小团员。有一次的演出至今让他难忘。那是1940年秋天，鬼子的“扫荡”被粉碎后，剧团开进了一个大火燃烧的村庄，同志们在帮助老乡灭火后，傍晚就为群众演出三幕歌剧《农村曲》。“我在第三幕中演一个逃难的小孩，由于那天行军实在累坏了，临到我上场时我在幕前的假山下睡着了。”睡得正香的小吕其明被叫醒后急忙上场，嗓子却已沙哑。“孩子，真是为难你了，行军一天我们大人也非常累啊。”演出结束后，团长没有批评反而安慰了吕其明，让他感动得嚎啕大哭。“参加革命活动以后，我经历了很多风风雨雨和生死考验。部队文工团九年的战斗生活和艺术实践，使我受到极大的锻炼和艺术熏陶。”在这战地课堂，在这以抗战音乐和民间音乐为课本的年代，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成为了他工作的指南针，牢记了一辈子。

　　1955年，吕其明调回上海电影制片厂，担任故事片的作曲。一年后，26岁的他应导演赵明之邀为《铁道游击队》配乐，一天时间里写出《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为这首歌谱曲时，吕其明联想起自己曾于战火之中，在山东目睹不少身穿便衣、手拿套筒枪或大刀的游击队战士。他用音乐表达了游击队员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以及他们对“人民的胜利就要到来”的坚定信念。《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谱曲并没有以现成的民间歌谣为素材，而是根据他多年来对民间音乐的学习研究和理解，采用了山东民歌中富有典型意义的调式落音、民歌的旋律、音调，紧密结合方言，重新创作了一首具有浓厚山东地方风格、神似民歌的歌曲。

　　改革开放以后，电影的题材愈加宽泛。吕其明的音乐创作跨入了又一个新高峰，音乐风格也更加多元。他先后为电影《庐山恋》《城南旧事》《雷雨》《子夜》《焦裕禄》等影片配乐。在电影《城南旧事》中，吕其明将李叔同的学堂乐歌《送别》作为音乐主题并贯穿始终，以别具一格的乐思、婉约典雅的旋律，将导演吴贻弓想象的那一抹沉沉的乡思和淡淡的哀愁表现得淋漓尽致。该片因此获得了第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音乐奖，成为又一个里程碑。

　　虽然创作风格不断变化和愈加多元，但有一点始终没有变，那就是“把心交给祖国”的赤子之心。“为人民而创作，是我一生最崇高的天职！越是植根民族土壤的作品，越有艺术的生命力。”吕老终其一生以此为座右铭，践行音乐家的使命。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入党誓言，吕其明用一生在坚守、践行。无论是参加革命之初还是离休后，始终如一，襟怀坦荡，无私奉献。正如他经常说的那句“大实话”：“没有党就没有我的今天，我要用一生报党恩。”

　　1990年，吕其明离休后，他为自己确定了三大任务：一是继续写自己认为该写的电影音乐；二是为人民军队做点工作；三是继续创作交响乐。除了有选择地写一些题材重大的影视音乐作品外，从人民军队走出来的吕其明，满怀报恩之心，行程数万里，跑遍祖国大江南北，分文不取为海、陆、空各种部队服务，创作近40首歌曲。

　　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请吕其明写一部《雨花祭》。他不要报酬、不住宾馆、不赴宴会，以一名烈士后代的身份在雨花台旁边的一个军人招待所住了八天，瞻仰先烈，寻找灵感。创作期间，他坚持早上五六点准时伏案，晚上八九点甚至更晚都不停歇，每天写作十几个小时。经过半年多的不懈努力，一部深沉、委婉、令人思绪万千的《雨花祭》终于诞生了。演出和录音工作结束后，上海交响乐团的同志深受感染，也纷纷表示不要报酬，将应得的四万元全部捐赠给了雨花台烈士陵园。之后，他又义不容辞地创作了《龙华祭》，献给为解放上海而牺牲的烈士们。在他眼中，“搞艺术是需要一点奉献精神的！”

　　在他的心中，创作是一种精神、一种价值，一种存在于人内心中的美好，音乐创作远比物质利益更具有吸引力。身为《红旗颂》作者，他的代表作《红旗颂》在许多重要场合被无数次演奏。有人便建议他收取版权费，他却回答：“我是新四军小战士出身，是共产党把我养大的，为人民写作、为党奉献，我心甘情愿。在有生之年，能为人民多做一些他们喜欢的音乐，是我最快乐的事情。”

　　2020年，鲐背之年的他仍然一片赤诚，谱写《白求恩在晋察冀》赞颂祖国抗疫壮举。如今，91岁高龄的他依然有空便会待在书房里，用心创作。荣誉无数，但初心不变。他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将一如既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革命人永远年轻的精神状态，作出自己应有的努力和贡献。”

　　今年6月21日，赴京参加“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之前，吕其明来到上影集团，阐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不老初心。“我感恩，感恩党把我从一个一无所知的孩子，培养成了有道德、有理想、有血性的军人和敢于担当的文艺工作者，带领我走上了电影音乐创作的道路。我自豪，自豪我生在伟大的中国，80年来我见证了祖国从战争走向和平，从贫困走向富强，正在实现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想要多写作品回报社会，只要一息尚存，就要分秒必争地给后人留下一些作品。”

　　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坚持体验生活的创作传统，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激情和忘我的精神，吕其明用实际行动树立了一个大写的共产党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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