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冠梓：台湾的十大散文家的评选总有您的名字。您的作品也受到不少文学评论家的关注。有的评价说，“鼎公散文技巧圆熟，境界圆融，态度圆通，风格圆润，信手拈来、浑然天成，不带矫揉造作”。您如何看待别人对您文学成就的评价？

　　王鼎钧：我在台湾写作，非常希望知道海峡彼岸的同文怎样看我。我的第一个讯息来自于厦门大学的徐学教授，他在海禁未开之时就评论了我的《单身汉的体温》（后来书名改为《单身温度》），之后更多次诠释我的作品，增加能见度，使我惊讶感动。喻大翔教授是第一位与我互相通信的学者，他编写散文欣赏辞典，收入我的文章，不吝美言。还有就是中国社科院的楼肇明先生，经他安排，我在国内出版了第一本选集，他写的序文常常有人引用。这三位是我在国内最早的文字知己。

　　后来海南师范大学以我的作品为主题，举办了第一届研讨会，我的故乡苍山县政府举办第二届研讨会，我才知道我的作品一直置于大家的检视之下，一时手足无措。我很庆幸终于得到了他们的首肯。

　　我的《文学江湖》得史学大家高华教授品题，是意外也是荣幸。冠梓先生，承您郑重其事进行长篇访问，也是我文学生活中的大事。北京三联出版社总编辑李昕先生来信邀约，我的感觉是“叶公好龙而真龙入室”。

　　在台湾，由于地缘关系，我也是文学评论的一个焦点。如蔡倩茹的著作《王鼎钧论》、马国光的著作《风雨阴晴王鼎钧一位散文家的评传》、张春荣的《文心万彩》，还有多篇专门以我的作品为研究对象的学位论文，我得到他们的偏爱，也得到他们背后指导教授的支持。他们举我之长，也补我所不及。人之相知，贵相知心，文字之交就是知心之交，东鸣西应，俨如神迹。有一个现象，青眼看我的多是中生代的学者，比我年轻很多，至于老师宿儒，只有一位齐邦媛教授，我常常检讨为什么。

　　台湾虽小，作家很多，像我这样一个人，尚且有许多聚光灯对准，何况等而上之？如果说文学已死，平面印刷要被淘汰，这种现象又怎么解释？作家不该寻找借口放弃努力。

　　张冠梓：有人说您的文章有个“通达”的特点。

　　王鼎钧：我常说，我是“半边人”。抗日战争时期，我曾经在日本军队的占领区生活，也曾在抗战的大后方生活；解放战争时期，我看见国民党的巅峰状态，也看见共产党的全面胜利。我身经种种矛盾冲突，追求完整，只有寻找高一级的价，以调和对立，这就出现了你所说的“通达”。这是文学。我觉得，“通达”只是一种态度，一种精神面貌，不能浮出字面。

　　张冠梓：在战争年代，没有亦敌亦我的关系，只有非敌即友。但是，在和平时代，人思考的方式，文学创作的方式发生了一些根本性变化。您当时在战争年代，有过很刻骨的记忆，但是您能写出宁静致远的作品。您当时有没有一丝闪念，说要创造一个革命文学，要做一个匕首那样的作家？

　　王鼎钧：没有。我不喜欢斗争，甚至不喜打球和下棋。我受到的文学熏陶是“不革命”的，我希望圣君贤相除暴安良，而非由我们自己直接行动。当我工作的单位出现欺弱凌寡时，我和老板争，我认为他有责任。当然问题繁杂，我后来想通了，写出一本《黑暗圣经》来。说到底，文学不能解决问题（也许可以提出问题）。

　　张冠梓：五四时期或后五四时期的文学创作，当时是讲究一种战斗性，一种文明性，讲求突出问题的某一方面。但是到后来，就出现一些对生活的写真、写实。我觉得像您所写的，就是既可以把它看成一部文学作品，也可以把它看成一部风俗史，看成民间的一种历史，老百姓的历史。您当时是怎么想的？

　　王鼎钧：我一向认为大人物属于历史，小人物属于文学，现在还是这个看法。

　　张冠梓：现在有一种“文学已死”的说法，您赞成吗？

　　王鼎钧：当前来看，文学作品难销，市场喧嚷，文学已死，作家心头也有阴影，这都是事实。但是，以我估计，文学不会死，某种艺术形式一经成立，永远不死。汉赋唐诗何尝死？早期白话文学运动称它们为死文学，事实证明这种说法是“革命文宣”。文学不死，只是某种体裁风格退出“主流”。须知，风水轮流转，活鱼仍在江海。

　　进一步说，文学不死？如果作家“死”了呢？如果李贺多活10年，他的诗集可能会厚一些。楚王如果没有放逐屈原，而是将他判了死刑，当然也就没有流传后世的《离骚》、《天问》。当然，“变质”也是一种死亡，有些人坐在那里不停地写，他并非替文学续命，而是在为文学减寿。头戴作家的冠冕，不以写作为天职，而以搁笔为荣耀，这是“心死”。倘若作家都“死”了，文学怎么活？

　　以我浅见，没有作家以前就有文学，没有作家以后仍然有文学。作家虽死，文学却不会死。姑且套用文天祥的句子，天地有文学，杂然赋流形，上则为李杜，下则为“你我”。

　　作家和法师的分别是，法师“无住生心”，作家“生心无住”，一颠倒便是凡夫。我爱文学，我不做凡夫谁做凡夫。

　　张冠梓：您自称为基督信徒并有志以佛理补基督教义之不足，用以诠释人生，建构作品。请问，宗教对您的创作境界有何影响？

　　王鼎钧：我是基督徒，但是在文学的欣赏和创作方面佛教对我的影响较多。我从佛教知道人间是非是有层次的：有绝对的是非，党同伐异，誓不两立；有相对的是非，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还有一个层次，没有是非，超越是非。老祖父看两小孙子争糖果，心中只有怜爱，只有关心，谁是谁非并不重要。文学的前辈大师一直教我“入乎其中出乎其外”，把自己的心分裂成多块，分给你笔下的每一个人，我听见了，不相信。佛法教人观照世界，居高临下，冤亲平等，原告也好，被告也好，赢家也好，输家也好，都是因果循环生死流转的众生，需要救赎。我听见了，相信了。

　　我觉得，作家和法师的分别是，法师“无住生心”，作家“生心无住”，一颠倒便是凡夫。我爱文学，我不做凡夫谁做凡夫。作家笔下的人物好比众生，作家就好比是佛、菩萨，人物依照因果律纠缠沉迷，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充分的理由那样做，他们都不得不那样做，他们害人，同时自己也是受害人。作家也像佛一样，不能改变因果，但是可以安排救赎，救赎不为单方面设计，是为双方而设，他同情每一个人。萧伯纳说，他和莎士比亚都是没有灵魂的人，依我的理解，他是表示超越是非。

　　6 故乡是童年的摇篮、壮年的扑满、晚年的古玩

　　兰象征着君子的高尚之德。陵，本意高平曰陵，另有攀登、超越之意，引申为乐土。“兰陵”寓意“王道乐土”，充满对美好生活的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