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冠梓：您在《人，不能真正逃出故乡》中表达了对人与故乡的看法，而《一方阳光》以《吾乡》为开篇，并有许多写故乡的文章，您出国多年，思乡之情可以想见。您说过，“故乡是什么？故乡是祖先流浪的最后一站”、“故乡是一个人童年的摇篮，壮年的扑满，晚年的古玩”。在您的作品里，对儿时的回忆和故乡的经历是让人印象颇为深刻的。
王鼎钧：我从小出生在山东兰陵一个日渐没落的地主家庭。兰陵，民国时期属于临沂。我在那里度过了17年的岁月。七七事变以前的乡村生活依然和平安宁，我在父母的庇护下过着与自然相伴、与书香共处的日子。1938年，日本人打过来了，那年我13岁，正是求知求识的年纪，跟着父母逃难，向南一直逃到宿迁，在基督教会的庇护下做难民。这期间，不但经历了宿迁大轰炸，小小年纪甚至学做乞丐出门要饭。回想起来，当时的情势真危险。一个在天地间无以自存的家庭，几枚在覆巢下滚动不停的卵。
战争打乱了一切，国民政府迁移，军队退守，百姓无处可避，一家人又回到兰陵。我失学后，和小伙伴一起跟着大户人家的长工学做农活。沦陷区的百姓在侵略者的统治下苟且生存。1942年，在好心人的帮助下，17岁的我离开家乡去往安徽阜阳国立二十二中学读书。随着战火的蔓延，二十二中迁移到陕西汉阴，我也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流亡学生。
张冠梓：我注意到，在您的散文中，有大量的篇幅描写故乡兰陵。
王鼎钧：由于对日抗战，我少年时代就和家人分离，8年抗战，我有4年多时间在日本占领区生活，打过游击。1942年夏，我辗转安徽、河南、陕西各地。抗战末期初中毕业即辍学从军，经南京、上海、沈阳、秦皇岛、天津、青岛。1949年到台湾，1978年又辗转到美国。大半生，走了这么多地方，可谓颠沛流离。但我对故乡的感受仍然是特殊的，不能取代的。故乡兰陵凝聚着深远的文化底色。
我曾经在兰陵度过了我的高中时代，但并不明白“兰陵”得名的由来。后来得知，兰陵地名应是春秋时期的楚国大夫屈原所拟，屈原既是楚国政坛上满怀理想主义抱负的政治家，又是充满浪漫主义气息的爱国诗人，以“兰陵”命名新县治名称，体现了屈原的特点和气息。兰，应是山中的一种草本植物，名虽为草，实乃中国之瑰宝。从字面上看，“蘭”字如一幅美丽图画：门前绿草如茵，门内有请柬的柬字。孔子寓“兰为王者香”，兰象征着君子的高尚之德。陵，本意高平曰陵，另有攀登、超越之意，引申为乐土。“兰陵”寓意“王道乐土”，充满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张冠梓：这个解释好，看来您对故乡的感情的确不一般。近期是否考虑回老家看一看？
王鼎钧：我在梦中曾作过一千次的回乡梦。梦见“我在金黄色的麦浪上滑行而归，不折断一根芒尖。月光下，危楼蹒跚起步迎我，一路上洒着碎砖。柳林全飘着黑亮的细丝，有似秀发……”
后来我没回过故乡，1978年以前我在台湾，两岸隔绝，不可回去。1978年我来美国，居留没办好，生活不安定，没有余力回去。在这段时间之内我慢慢了解故乡，理性对待乡愁，逐渐不想回去。最后，健康出了问题，也就不能回去了。这些情况，早已分散在我的作品里，只是没整合罢了。
7 文路无尽誓愿行
用我的名字举办学术研讨会，我想我的创作时代大概快要过去了。即使我的确很好，那也是个已知数。
张冠梓：近些年，大陆文学界和社会上很关注您。我留意到，百度贴吧建立起了“王鼎钧吧”。您本人浏览过吧？与网友探讨一下文学、人生，应是很惬意的事。
王鼎钧：我很高兴和故乡的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交谈。
张冠梓：继2009年第一届王鼎钧文学创作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海口召开以后，第二届又于2011年11月在您的故乡苍山县，在具有象征意义的兰陵文化广场开幕。会上，海内外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阐述对您的文学创作的研究体会，发表了不少新的观点。研讨会期间，成立了王鼎钧文学研究会。
王鼎钧：面对研讨会，我是丑媳妇见公婆，不敢问画眉深浅。20多年前，我的一本选集在国内出版，我说过，我是一颗种子，飘流到海外落地生根，长成一棵树，结出很多水果，现在把一篮水果送回来。20多年后，我的家乡开这个研讨会。我觉得人生可以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实用品，很好用，很管用；第二个阶段是装饰品，用不着，可以看；第三个阶段是纪念品，用也用过了，看也看过了，但是舍不得丢掉。我很侥幸能够从实用品到装饰品，下一步，我希望更侥幸，从装饰品到纪念品。想渡到这个阶段，就得有读者朋友们的加持，各位的一字褒贬，就是我的生生世世。
张冠梓：您如何看待用您的名字来举办学术研讨活动？
王鼎钧：用我的名字举办学术研讨会，我想我的创作时代大概快要过去了。即使我的确很好，那也是个已知数。文学永远需要未知数，文学的辞典里没有知足，文学的世界里没有恤老怜贫，文学需要一代一代继续创造。
张冠梓：许多人对您回家乡抱有很大的期待。
王鼎钧：对我而言，人生的三个阶段可以换个说法：动物的阶段、植物的阶段、矿物的阶段。我曾经在全国各省跋涉6700公里，再渡过台湾海峡，飞越太平洋(601099,股吧)，横跨新大陆，脚不点地，马不停蹄，那时候我是动物。然后我实在不想跑了，也跑不动了，我在纽约市五分之一的面积上摇摇摆摆，我只能向下扎根，向上结果。这时候，我是植物。将来最圆满的结果就是变成矿物，也就是说，一个作家的作品，他的文学生命，能够结晶，能够成为化石，能够让后人放在手上摩挲，拿着放大镜仔细看，也许配一个底座，摆上去展示一番。这时候，也许有人为他辩护，说：“无用之用大矣哉！”有一种东西似乎没有用，但是少不了，那就是文学艺术；有一种东西很有用，但是你用不得，那就是原子弹。
张冠梓：能否介绍一下您近年来的创作情况。
王鼎钧：前若干年，我主要的精力是写作四部回忆录。写完后，我觉得蚕已吐尽了丝、结成了茧、变成了蛹。将来是一具僵尸，还是化成彩蛾，已不是我能决定的了。我今年88岁了，决定还是继续写下去。只有写，我才觉得我活着。三年前，我完成了最后一部回忆录《文学江湖》。最新散文集《桃花流水沓然去》刚由台湾尔雅出版社出版。我认为，写作如弹道，有升弧、降弧、最高点、弹着点，四部回忆录应该是我的最高点。自己以后大概不能写得“更好”，但必须写得“可看”，如何让读者“五岳归来”还愿意“看山”，是对老年作家的重大考验。
张冠梓：《文学江湖》、《巨流河》与《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同年出版，您如何看待这三本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