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所有中国学生而言，英语是求学过程中学习时间最久、花费精力最多的一门课，也是我国所有课程中教学资源投入最多的一门课，但如今，大学英语教学却面临尴尬境地，用复旦大学教授、上海高校大学英语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蔡基刚的话说，就是“我国本土培养的科技人才既不能熟练地用英语阅读各自的专业文献，也不能用英语有效地参与国际交流，如论文发表、国际合作”，而原因则在于大学公共英语之“病”久矣。

　　■本报记者 王之康

　　前些天，某高校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大三学生肖鸿洋心里有点焦虑，因为去年12月参加的英语六级考试马上就要公布成绩了。去年6月，他就以527分的成绩通过了该考试，但这次参加考试并不只是为了刷分，更重要的是想通过准备考试，提高专业方面的英语能力，因为“将来打算继续从事材料方面的研究工作，可通过两年的公共英语学习发现，应对日常生活交流还算得心应手，阅读专业英语文献却非常吃力”。

　　对此，复旦大学教授、上海高校大学英语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蔡基刚认为并非个例。用他的话说，就是“我国本土培养的科技人才既不能熟练地用英语阅读各自的专业文献，也不能用英语有效地参与国际交流，如论文发表、国际合作”。原因则在于大学公共英语之“病”久矣。

　　无法胜任的现实

　　说到大学英语教育，就不得不回溯我国的外语教育史。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先后有两次国家外语战略规划。第一次是1964年颁布《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后来因“文革”而中断；第二次是1978年全国外语教育座谈会的召开，明确外语教学的方针就是“学好外语以汲取外国科学文化知识”，为国家对外开放、学习先进发达国家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技术服务。

　　此后，我国为发展外语教育投入了巨大力量。正如长期从事外语教育规划研究的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沈骑所言，“改革开放以来，大学外语教学是中国高校语言教育规划最有特色的一个领域，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国家会在高等教育阶段如此重视并普遍地开展大学外语教学。中国大学外语教学的投入与受众之多，都堪称世界外语教育史之最，这是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与国际化建设的重要保障。”

　　可以说，我国40多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长足进步，与外语教育的普及和提高不无关系——为对外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培养和输送了一大批懂外语的科学技术人才，国家掌握的外语资源有了一定数量和质量上的积累。

　　但另一方面，的确如蔡基刚所言，很多大学生无法熟练地用英语阅读各自的专业文献，无法有效地用英语参与国际交流，甚至毕业后也无法直接用英语在工程、海事、法律等各自领域开展工作。

　　就此，他给出了一组数据——

　　1978年以来，我国累计已有3700多万名大学生达到英语四级教学要求。其中，1600多万名学生达到英语六级教学要求。依据《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大纲（2016年修订版）》的规定，英语四级需要的词汇量约为6300个，英语六级需要的词汇量约为7900个；而依据此前的2006年版四、六级考试大纲，两者所需的词汇量大约分别为4700个和6400个。

　　在我国的绝大部分高校，学生只需通过英语四级考试，就能达到毕业要求，而这对于至少需要10000个词汇量的专业研究、工作而言，还有较大的差距。可以说，只是通过英语四级考试的大学生根本无法胜任，即使通过英语六级考试也仍然存在一定困难。

　　英语定位的偏差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差距？在蔡基刚看来，问题在于大学公共英语的定位出现了偏差：定位为通用英语，与中小学的基础英语教学存在同质化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低水平重复。

　　就此，他给出了另外一组数据：

　　1986年，我国开始实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当时，大学新生的词汇量大约为1600个，要求他们完成大学英语学习后达到的四级词汇量为4000个；如今，大学新生的词汇量已经达到了大约3500个，比之前翻了一倍多，但在《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大纲（2016年修订版）》出台之前，所要求的四级词汇量却只增加了不到1000个。

　　“上世纪，公共英语定位为通用英语只是权宜之计，是考虑到当时大学新生的英语基础较薄弱，无法顺利开展专业的英语教学。”蔡基刚说，正如当时公共英语界的领军人物李荫华解释的：总体而言，大学新生的英语水平并不高，并未“过关”，加固乃至修补基础十分必要。

　　但如今，中小学英语教学突飞猛进，不少地区学习英语的起始年龄甚至提前到了学龄前，大学新生的英语水平与当年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所掌握词汇量的翻倍就是很好的例证。

　　“然而直到今天，补基础的通用英语不仅没有任何退出公共英语的迹象，甚至还在不断地通过制定《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等方式加强和固化。”蔡基刚指出，“我国大学英语教学应以通用英语和通识英语教学为主”依然是英语界的主流声音。

　　不过，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阎国栋却并不这样认为。

　　“尽管我国中小学英语教学水平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但由于中国基础教育地域之间的不平衡导致的英语能力的差异依然存在。”他说，大学公共英语首先还是要考虑继续夯实学生的英语基础，并持续不断地帮助学生扩大词汇量和提高实践能力。“避免‘同质化’或‘低水平重复’的根本出路在于提高大学生的英语能力标准。”

　　沈骑则表示，随着基础外语教育的普及与提高，以及我国整体向国际化的转型，在2018年9月教育部高教司召开的公共外语教学改革会议上，大学公共外语教学已经被明确纳入国家战略。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共英语的改革必然成为大势所趋。

　　“如果公共英语不改革单一的通用英语教学定位，就无法培养出既懂外语又通专业的人才，在国际化过程中就无法处于争夺国际学术话语权的有利地位。”沈骑说，这就像4G转5G一样，大学外语教学到了需要提档升级的时候。

　　专用英语的方向

　　如何进行大学公共英语改革？对于这一问题，蔡基刚和沈骑都将目光放在了专门用途英语上。

　　专门用途英语（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ESP）是二战结束后，随着国际科技与经济交流日益频繁，从传统的语法翻译和文学阅读中发展而来的一门独立学科。自产生后，它便在全球尤其是在以英语为外语的国家蓬勃发展。比如，日本从1994年开始引入ESP教学，为在专业学科培养具备较强英语读写能力的科学家提供了重要支持。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也曾明确提出，高校要致力培养能“用外语作为工具学习世界先进知识”的“既懂专业又掌握外语的科技人才”，并引入了ESP。1982年，教育部根据五届人大五次会议精神，就着手修订外语专业目录，将外语学科分为外国语言、外国语言文学、语言学和专门用途外语四大类。在专门用途外语下面，列出了科技、旅游、外贸和外事管理四个方向。

　　“以最典型的科技英语来说，据我所知，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理工大学、华中工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前身）等理工科高校都曾在上世纪80年代尝试设置这一专业，学生既要学英语，又要学科技领域的相关知识。”沈骑介绍道。不过大概到上世纪90年代，随着外语专业“复合型人才”这一口号的提出，这一类专业竟然全都没有了。

　　他分析，这主要是受宏观环境的影响。改革开放初期，外语学习主要是西方的科技文化知识，这是出于典型的语言工具性目的。但是随着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对外语的要求不再仅限于专业领域，而是渗透到方方面面。此时，外语类院校就开始带头转型，将外语和新闻、管理、会计等专业结合起来，形成一大批偏重于外向型经济社会发展的复合型专业。久而久之，专门用途外语专业便消失殆尽。

　　而改革大学公共英语，开展ESP教学，沈骑认为，目前有两个比较大的障碍，一个是高校外语师资缺乏，另一个是目前的外语教师所受的专业与学术训练还无法达到ESP教学的要求，公外教师专业发展指导和相关培训严重缺乏。

　　对此，阎国栋进一步解释道，南开大学目前有86个本科专业，公共外语教师尽管可以开设数理化类、光电计算机类、文史哲类、经济管理类专业英语课程，但受制于教育背景和知识结构，即使付出很大努力学习相关专业知识（几乎等同于扫盲），最多也只能在课堂上指导学生阅读一些自然科学科普文章和人文社科内容的文章，而这样的课文在过去编写的理工类或其他类型的英语泛读教材里早已存在。

　　诸多问题的应对

　　对于公共外语教师达不到ESP教学要求的看法，蔡基刚认为是一种误解：ESP不是专业英语，不教专业内容甚至不教术语，只是把专业内容作为语言分析的媒介，教学生如何汲取和交流专业信息。

　　虽然意见相左，但他也认为，为了ESP教学的顺利开展，英语教师应该升级知识结构，学习所教学生的专业理论是如何用英语建构和传播的。

　　同时，高校要抛弃以英语能力等级达标为导向的通用英语教学，开展以满足学生专业学习需求为驱动的语言教学；改革目前的评估体系，如停止大学英语四、六级统考，代之以开发医学英语考试、工程英语考试和航空英语考试等；停止各教育段都适用的大学英语统编教材，开发与学生专业学习相关的科普性教材和专业教材。

　　对于教材建设，沈骑也表达了类似观点。

　　“我们需要编写能够与理工科学生专业相衔接的英语教材，而且是类似于科普性的文章教材，一方面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另一方面也能培养他们在科学文化知识方面的语言能力，然后慢慢地导入ESP教学。”他指出，“ESP教学改革无法一步到位，必须让学生愿意学，教师能够教，学校愿意支持，社会也愿意接受。”

　　不过，对于蔡基刚所说的“我国本土培养的科技人才既不能熟练地用英语阅读各自的专业文献，也不能用英语有效地参与国际交流”的问题，阎国栋认为，根源是我国大学教育的国际化程度较低，归咎于大学公共英语教育缺乏足够的依据。“专业外语的水平取决于学生所在专业人才培养的国际化水平，包括学生构成、教师构成、培养方案等许多方面。专业外语只有在国际化的专业学习和国际化的专业实践中才能得到真正的提高。”

　　因此，对于如何提高大学非外语类专业学生专业外语水平，他提供了另外几种途径：一是专业教师讲授专业外语课程，这些教师应具有海外教育背景或专业英语水平优秀，且语言实践能力较强；二是开展本专业的全英文专业课程，开设课程的教师可以是具有海外教育背景的中国教师，也可以是外国专家，还可以利用国外一流大学的专业视频公开课；三是中外联合培养，派遣学生到国外大学相关专业学习，一学期或一学年均可，或者参加国外大学的暑期班；四是开展与外语专业复合的双专业教育，比如南开大学双学位复合型国际化人才培养项目。

　　“总而言之，大学人才培养的国际化，是解决专业外语教育问题的根本途径，符合我国‘双一流’建设的需要。”阎国栋说，这也是《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中，“加大应用型、复合型、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这一战略任务的内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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