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花瓷的故事》以青花瓷为中心，从时间与空间两个方向切入，追溯瓷器的来历、变迁、用途、传播、影响与魅力。由此带入了中国文化史、中国艺术史、茶艺文化……也带进了西方工艺史、西方饮食文化史、西方生活史等。由于中国瓷器也随着中国人与欧洲人的帆船去到可以入港停泊的地方，于是东南亚、非洲与中南美洲也都早早接受了中国瓷器，因此《青花瓷的故事》也带进了其他人类社会的相关历史。

　　1712年，法国传教士殷弘绪来到景德镇，他立刻被震惊了。

　　这里有100万人，3000座窑，到处是挑夫试图挤过街头的呐喊，“如同无时无刻不置身于狂欢节”，工人们昼夜忙碌，“万杵之声”令人夜不成眠，整座城市犹如巨大的火炉，被形象地称为“四时雷电镇”。

　　整整3个世纪，中国平均每年向世界出口一百万件瓷器。殷弘绪承担着一个特殊使命：窃取中国瓷制造的技术秘密。

　　殷弘绪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但他并不乐观，因为他认为景德镇是不可超越的：这里流水线生产模式极为成熟，工匠世代传承着高超技艺，中国瓷在全球享有非凡声誉，产业集中带来规模效益……这一切，显然比技术秘密重要得多。

　　但，殷弘绪错了，几十年后，中国瓷便从辉煌的顶峰跌落。领先千年，却一朝被赶超，再没有什么，能比这个案例更好地说明什么是古今之变，而背后的原因，值得人们长久追问与反思。

　　中国瓷是怎样走上巅峰的

　　在历史上，中国瓷并不是一直领先，它曾经被超越。宋代时，高丽匠人发明了独特的镶嵌青瓷，南宋《袖中锦》中称：“高丽秘色，天下第一，他处虽效之终不及。”

　　但宋人并不紧张，因名窑遍地，定、汝、哥、龙泉、钧、耀州、磁州、吉州、官、建等各具特色，不断推出新产品。

　　除了内部格局多元化，当时中国与外部世界亦广泛联系。元代之前，中国瓷多为纯色，少绘图，景德镇早期青花只有小件，专为东南亚群岛不太挑剔的客户制作。但来自波斯的“回青”改变了一切，它独特的光泽将白瓷优点发挥到极致，大名鼎鼎的青花瓷从此跃上历史舞台，

　　中国瓷是一个巨大而开放的体系，它从竹器、青铜器、皮革制品、纸制品、木器等中获得设计灵感，以军持壶为例，器形原出自中亚，是云游僧、伊斯兰教徒盛水洗手的用具，隋唐时传入中国，以后成为中国瓷出口的拳头产品。

　　文化交流总是相互的，中亚匠人也在摸索中国瓷的烧制方法。真正的中国瓷需1350度高温烧制，以使高岭土与瓷石产生反应，形成独特品质。但中亚没有瓷石矿，只好用1000度烧仿制品，按西方分类标准，这属于炻器，不配称为瓷。其缺点是易脱釉，表面看像青花瓷，可水一洗便掉色，只能摆设。

　　除了独有的矿产资源外，中国瓷还拥有两大竞争优势：一是人力成本极低，以至于买中国产的正品比买中亚的仿制品还便宜许多，二是整合的优势，政府介入瓷业管理，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

　　在天下秩序中，这两个优势看上去坚不可摧。

　　辉煌背后有暗疮

　　16世纪起，西方势力开始介入天下秩序。

　　按天下秩序的游戏规则，多出口少进口、薄利多销是王道，在人们意识中，始终存在着“财富靠积累而成”的观念，在制度设计、文化准备等方面，均不鼓励流通，对市场发展造成消极影响，交易规模虽大，却始终达不到促成市场产生质变的水平。

　　而西方人更认同世界秩序，相信“财富靠交易而成”，交易越频繁，市场化程度就越高，社会整体效率亦将提升。中国瓷的优秀品质、低廉价格，恰好给了他们一个空前的机会。正是在西方商人们的努力下，中国瓷出口量猛增，走向了所谓的“辉煌”。

　　但，这个“辉煌”的代价是多大呢？

　　依靠中国瓷，西方商人们建立起世界市场(本书作者认为中国瓷是第一个“世界商品”)，培养了国际贸易的人才团队，并获取丰厚利润，从而进一步提升投资能力。

　　而中国获得了什么？中国瓷的价格依然低廉，只是扩大了就业而已，而这个就业是建立在低人权基础之上的，普通工人年收入只有六两半白银，仅够温饱，到年长体衰时，只好饿毙街头。此外，景德镇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为了烧窑，周边森林被砍伐一空。

　　这，显然是一个完全不对等的交易，展现出两种不同秩序间的优劣之别。

　　表面看，别人花钱买我们的东西，我们岂不是越来越富？其实，类似争论在当年英国也存在过，许多英国人反对进口印度棉布，认为会抽空英国财富，但亚当·斯密认为：为了买漂亮的印度棉布，消费者会努力去赚更多的钱，他们将因此而免于织造棉布式的低效劳动，这有利于英国产业升级。

　　历史证明，亚当·斯密是对的。

　　奇怪的应对策略

　　但，天朝并未意识到风险。

　　1683年，康熙皇帝宣布结束海禁，力推中国瓷出口，由于此前多年战乱，中国瓷退出了国际市场，日本瓷、东南亚瓷乃至欧洲低仿取而代之，为重振雄风，皇权加强了对景德镇的管控，一切由特设官员说了算，从而形成了垄断的局面。好处是，调拨资源更方便了，坏处是，创新冲动被抑制。

　　由于引进西洋珐琅彩，景德镇产品质量仍在提升，但这些创新仅服务于皇帝个人癖好，很少能进入市场，随着清廷与传教士关系破裂，中国瓷质量开始下滑。

　　在不经意间，中国瓷进入了一个怪圈中：明明天下秩序已不适应时代要求，可越是遭遇世界秩序挑战，反而越要坚守天下秩序。

　　因为，天下秩序最符合皇权的利益。

　　皇权绝不容忍任何挑战者，谁做强，谁在客观上就已经是敌人了。只有均弱，才是皇帝最希望看到的局面，故政治上要“多封众建”，经济上要“不患寡而患不均”。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必然撞上玻璃天花板，由于投资能力不足，富人们只能靠压榨工人获利，而非研发新技术。

　　美国学者阿普尔比在《无情的革命》中说，一个人发明了新式捕鼠夹，如果他在英国，会立刻去申请专利，10年后，他的发明已被革新无数代，人人因此获利，可如果他在中国，邻居们会大肆夸耀他一番，10年后，人人都在用他的发明，可谁也想不起是谁发明的了，即使有革新，也只有很少的一点。

　　皇权始终不愿真正保护投资人，也不愿真正保护创新，世界秩序需要强者、需要竞争，可这恰好是天朝不能触碰的底线，所以只好坚守老办法。皇帝们想，既然过去有效，那么将来也有效。

　　垄断打败了中国瓷

　　1765年，玮致伍德研发出了乳白陶，中国瓷遇到真正的敌手。

　　玮致伍德的胜利由一连串创新构成：他引入了景德镇的流水线生产模式，不断改变图案、器形设计，引入市场调研、广告等市场手段……他花了近20年时间，在此期间，中国瓷竟毫无应对动作。

　　垄断生懈怠，即使是完美的中国瓷，也没能抵抗住制度劣势的消解力量。因马戛尔尼事件，神秘东方的神话破灭了，任性、反文明、拒绝融入世界等负面性格不仅使当时中国形象一落千丈，也给中国瓷声誉带来毁灭性打击。

　　其实，即使是中国瓷外销的“辉煌”时代，它给中国带来的收入却很少，倒是西方商人们从中得到了80%-100%的暴利。生产者越来越穷，销售者越来越富，中国瓷被替代的命运，其实早已注定。

　　作为专史，本书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从全球文化互动的角度来看历史，像中国龙形象变迁、中国与西亚设计互动等内容，令人眼界大开。二是作者并非就瓷器谈瓷器，而是以瓷器为线索，勾勒出千载以降，人类文明在互动、碰撞、交流中所呈现出的多元与丰富。

　　在细节处，本书也存在一些常见的误会。比如将胡椒等香料流行归因于古人肉食保鲜不易，要以它来掩盖异味，但从史料看，在医学不发达的古代，古人很少吃有异味的肉食。再比如，作者显然不知道唐代中国已有唐青花。

　　然而，从资料丰富、论述严谨的角度看，本书显然是一部特别精心、特别扎实的力作。更重要的是，在阐述器物文明同时，作者始终未忘对更高层面的制度文明予以关照，而其中味道，需要读者细心去体会。(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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