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信收到。你在信中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你说，如果说那么多从深思熟虑的哲学系统里产生出来的“社会理想”，在实行过程中都会产生很严重的问题。那么为什么在“革命”之后，看上去还处于比较自然状态的，没有一大群哲学家的美国，在必要的时候，反而能够搞出一部二百多年不变的宪法，并且，平稳地选了四十几次总统，搞了几十次和平的政权交接呢？

在回答你的问题之前，我想先简单地给你讲一个典型的美国式的发明小故事。

在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商业活动之一，大概就是现金交易的大大小小的店铺了。但是在很长的历史阶段里，世界各地的店主们却无法解决两个颇为伤脑筋的事情。一是统计和计划。就是繁杂量大的库存无法经常清查盘点，结果也就无法有一个合理的进货计划。二是现金收入的记载。略具规模的店铺都雇有店员，他们天天时时和现金打交道。甚至每一个店铺都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钱箱里的零钱不够了，雇员掏出自己的钱包，先垫出一些零钱，然后再从钱箱里取回来。当一个雇员从钱箱向自己的钱包里取回钱的时候，

谁也不否认，他面对的真是一个巨大的诱惑。

这真可谓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但是，除了在偷窃被捉拿后由法律制裁以外，在如何预防的问题上，各种文化背景所产生的思路是不一样的。

除了互相监督，突击检查，鼓励检举，等等，还有很普遍采用的一种方法，就是提倡从思想教育入手。这确实是另一种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认定从技术上的监督，只是一种治标的方式，而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真正要杜绝这种现象，还是必须从改造人的思想品质，从根子上去解决。因此，在加强法律制裁的同时，更要加强思想工作，加强教育和学习。毫无疑问，这种方法肯定是基于对解决一个实际问题的更深层次的哲学思考，这种思考也肯定有它的积极意义。

我想告诉你的是，美国人通常是怎么考虑和解决这一类问题的呢？我们发现，在这类问题上他们的思维习惯往往是直直地从实际走向实际，而不作进一步的理论探讨。他们不习惯，大概也认为没有必要去进行更深的哲学思考。

他们想得很简单，既然放在眼前垂手可得的现金是一个巨大的诱惑，那么，常常有意志薄弱的人抵挡不住这样的诱惑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对于美国人来说，他们只是在承认眼前看到的一个事实，就是，人是有弱点的，人是不可靠的。

这样的理解自然地把他们引向了另一条思路。他们会一心一意地从发明一个什么机制这样的角度入手。期待以一种机制解决人的不可靠性。他们认为关心人的“灵魂”这样的“重大课题”，是教师和牧师的事儿，而普通人只能解决实际问题。

美国的小店主们也毫不例外，他们也经历了久久的“小问题带来的大困扰”。终于，在一百多年前，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

大概在南北战争以后不久，俄亥俄州一位杂货店老板的儿子在自己开咖啡馆时，深为上述困难所苦，在轮船上记录螺旋桨转动的一个机器的启发下，设计了一架能够把每一笔交易结果显示出来的机器，伙计和顾客都能看到显示结果。这样一显示，店员原有的小偷小摸的冲动就给打消不少。所以这种机器曾被叫做“廉洁出纳员”。经过改进，这机器功能迅速加强，不仅能够计算每笔交易的总金额，计算找头，还能把每天的每一笔账都记录下来。之后，詹姆斯卖掉了他的发明。

然后，新的专利拥有者，又使收银机有了一次关键性的改进。在收银机上设计了一个附有自动锁的放现金的抽屉，还有一个铃。伙计把每样东西的价格和数量打进去，机器自动相加得出总数，再把顾客递上的现金打入，机器自动计算找头，整个过程都显示出来。双方无异，一按键，随着一声脆铃，现金抽屉就自动弹了出来。如果你没按规矩做，那么现金抽屉是想打也打不开的。机器把每笔交易的全过程都记录在纸带上，在收银机的机制，顾客监督以及店主复查的三重管理下，你还怎么可能小偷小摸而不当天就被发现呢？所以美国的顾客也很相信机器，几乎不对收银机算出来的结果置疑，更何况收银机印出来的收据有你的购物一览表，你回家后慢慢核对不迟。到美国后，从来没有看到顾客和售货员为价钱而有争执的。有收银机呢，争什么呀！

虽然这个早期收银机是机械式的，也笨重得很。我们现在还可以在美国的古董店里，看到那个时代的各色收银机。也真亏他们想得出来，在没有电子显示器的年代，他们设计了一个个小钩子上挂着表明价格的小数字牌。下面一按，价格牌就被晃晃悠悠地钩上来了。价格牌是两面的，里面的售货员和外面的顾客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早期收银机虽然显得笨拙，但是已经具备了现代收银机最重要的功能。每天店主们可以从记录上核对现金。从此，在收银机铛铛的铃声中，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小店主们的烦恼。在美国式的英语中，“响了一声铃”已经成了“做了一笔买卖”的同义词。

当时，美国生产收银机的公司宣称，他们的收银机铃声，就像美国革命的第一声枪响一样，将在几十年内就响遍全世界。尽管形容得有点夸张，但是，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确实看到，就连遥远的中国也开始用上了同样的收银机。

此后的收银机又经过了不断的改进。除了一系列的电子设备，在记录中还可以记上商品的代号，所有交易自动输入存货数据库使得商店的统计与计划问题也得以一并解决。

收银机在一百多年前的美国，就这样被一个非专家的使用者发明出来了。正由于他是一个平常的使用者，他才会在登记专利之后，早早地就以很便宜的价格，卖掉了他的专利和收银机的生产权。对他来说，去开发生产收银机，还不如卖他的咖啡省事呢。在美国，很多发明都是在这样一种非常实用的思想动机下诞生的。因此，这样的发明在美国可以说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也可以说是一件十分必然的事情。

我们以前在中国的时候，就听说过这样一种说法。说是美国人要是遇到一件棘手的活儿，会先花百分之九十的时间去发明一个机器，然后在剩余的时间里用这个机器把活儿干完。到了美国之后，我们发现，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来说，这个说法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刨去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效率的因素。美国人好象确实比其他地方的人，更信赖一种机器或者说一种机制的作用，而不太愿意轻信人。

这怎么说法呢？例如，从一个非常具体细节的角度来说，美国人的工具特别发达。哪怕你是再好的工艺师，他会承认你作为一个手工艺艺术家的技术水平，但是从技术本身的角度来说，他更信任机器和工具的作用。当他需要的不是一个需要从艺术角度去欣赏的艺术品，而是一个实用产品的时候，他毫无疑义会放弃手工操作。他会宁可去买一台机器或者是一套工具，以保障一个技术动作的成功，也不会去雇一个高超的手艺人。原因很简单，人总是会犯错误的。

刚来的时候，我们很喜欢逛这里的建筑材料商店。很快发现店里的油漆部向顾客提供几百种油漆颜色的色标。你从中选了自己需要的颜色，拿上这张色标，售货员就可以马上给你调制好同样颜色的油漆。看到这里，你千万不要以为美国商店里都雇的是技术高超的八级油漆工。相反，调制油漆的小姑娘对此根本一窍不通。她所要做的只是查一下实验室事先做好的比例配方，照方办理即可。所以在美国从来没有听说过在这方面可以“拿一把”的“老师傅”。美国逻辑很简单，小姑娘手里的配方是不会错的，再有经验的老师傅也有出错的时候。

这样，我们可以再进一步去看看收银机的意义。你可以看到，“人”的品质与素质，都不必再由雇主去操心。因为这一切都在收银机整个机制的监督控制之下。逻辑也很清楚。雇员必须作出交易记录，才能打开现金抽屉。必须按交易的实际情况作记录，才能通过以自己切身利益为原则的顾客监督。一天下来，店主核对一遍。不论是由于人的素质问题造成的差错，还是由人的品质问题造成的现金短少，都可以马上被发现。在发生几次之后，雇主就可以换人了。也就是说，是一种机制保障了雇员的工作质量。

之所以我把收银机不仅仅称作是一个机器，而称它为一个机制，这是因为收银机的设计者已经把顾客的利益和顾客的监督，也作为设计一个部分给放进去了，实际上，就连雇主从利益出发的每日核查，也成了这个机制的一部分。少了任何一个部分，它就不可能如此成功。

于是，在这里，人可以是不可靠的，但是，一个收银机却保障了对于不可靠的人的筛选，以及对于不可靠的行为的监督和控制。现在，我们再回到你所关心的问题。美国革命之后，当美国人也迫不得已需要建立一个中央政府的时候，他们是循着怎样的思路去做的呢？

上一封信里，我已经谈到过。独立以后的美国，立即又分散开来，回复到一种自治程度很高的状态。对于老百姓来说，与其说美国是一个国家，还不如说他们所居住的州是一个国家。事实上，当时的美国十三州，活脱脱就是十三个小国家，它们各自有自己的民兵，印刷发行自己的货币。它们之间的关系，也象是国家之间一样互不相让。例如，纽约州和新泽西州面积都不大，两个州紧紧地靠在一起。结果，纽约州决定对出入本州水面的外州船只收税，新泽西州就马上决定对纽约州建在他们州地面上的一个灯塔也课税。当时的美国人所关心的与其说是美国，还不如说是家乡家庭和自己这样更为具体的东西。

尽管如此，美国毕竟已经是一个国家。国旗国歌这样象征性形式化的东西可以慢慢再说，但是，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已经事实上使美国面临危机。这样的危机当然有整个美国的财政金融市场的无人协调的混乱，更有对于可能发生的外部侵略和内部冲突无人应付的问题。

在1787年，在美国"独立宣言"发表十一年之后，在英国承认美国独立四年之后，"出走"的娜拉才结束一段散漫随意的生活，坐下来思考"以后怎样"。这一年，除罗得岛以外的十二个州的55名代表，终于集中在费城，关在一幢普通的房子里开会，他们在里头一关就关了几个月，这就是著名的制宪会议。

他们在干什么呢？他们在试图建立美国第一个中央政府。他们是循着怎样的思路去做的呢？现在，我可以回答你的问题了：他们只是在设计一台“收银机”。

现在想来，说是美国人没文化，在那个时候可也真没有冤了他们。直到这个时候，这些被今天的美国尊为建国之父的人们，仍然一点也没有考虑过要提出一张完美社会形态的蓝图。他们也没有想过，如果有一个美好的社会目标在前面指引，美国人民将会多么精神振奋，团结一致，有个奔头。而一改他们自由散漫，自行其是的“历史弊病”。

可惜，他们错过了这个重大的历史时机。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美国人，也就和两百多年前的美国人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至今，他们也没有一个建设共同理想社会的奋斗目标，也没有类似的好东西在哪里指引着他们。一副走到哪儿算哪儿的劲头。

如果大家认为，今天的美国应该有一个某某主义的社会标签的话，那也决不是当初的建国之父们给美国人民指点设计的完美目标。他们实在是自然而然地就走到这一步的。所以，他们将来还要往哪里去，他们也心中一点没数。

所以，我们的美国朋友们真的一点也不象我们那样，从小就对社会的发展形态了如指掌，心中时时有个科学的谱儿。知道自己现在正处于社会发展的哪一个阶段，已经从哪里来，正要往哪里去，而且是必然地要奔到那个社会去。这些对于美国人，纯属天方夜谭。他们知道世界上有那么一种对于社会发展的说法，他们觉得这只是一种说法而已，而且他们知道此外还有各种其他的说法。至于种种不同的说法，对于人类社会的将来所做的各种预测，他们很少有信的，就是“信”起来，也都是各“信”各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的建国之父们真是够不负责任的，我一直想不通，他们怎么就能够对这么大一个国家，一点不作目标规划，让老百姓们自己想怎么活就怎么活呢？你一定也会奇怪，身为建国之父，一般自然就应该有建立一个“理想之国”和“完美社会”的雄心，他们怎么就偏偏是个例外。也许，首先，他们确实没有这样深的哲学理论思考。其次，他们的自我感觉并不是非常良好。他们甚至没有认识到自己是高于美国大众的一群“领袖级人物”。他们感觉自己只是被本州老百姓推出来的人民代表。他们和普通美国人一样，对于“独立宣言”上面代表着他们朴素要求的那句话，“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居然已经十分满足，再也没有更高一层的理想和抱负了。而我看来看去，还是觉得“独立宣言”那句话所表达的理想，只是一种低一个层次的个人理想，而远不是一个宏伟的社会理想。再看他们的制宪会议，其气氛与你我所想象的一般类似情况，也实在相去甚远。

我曾经想象过这样一个场景。一群开国元老功臣坐在一起。他们好不容易经过浴血奋战，如今江山在握，又重聚一堂，共同策划建立一个中央政府。怎么说这也是大展宏图的喜庆场面。可是，事实上，几个月的制宪会议，始终气氛凝重。一份沉沉的忧虑始终压在每一个与会者的心头。对于他们来说，如果给美国建立一个新的中央政权是一件“喜事”的话，他们早就该急急忙忙去操办，也不用拖到几年以后的今天了。照说，他们既然没有什么“崇高的社会理想”，设计蓝图的任务也就轻得多了。那么，他们还忧虑什么呢？他们忧虑的竟然就是那个“独立宣言”里简单的个人理想不能实现。他们要的东西很简单，没有什么深奥的。所以，他们对于自己不要什么，也就比较容易搞清楚：他们不要阻碍上述的个人理想能够得以实现的东西，这样的东西就是专制与暴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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