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大林，1918年生于福建省厦门市。初中毕业。中共党员。 1934-1937年在厦门、参加地下革命活动和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2月由香港奔赴延安，193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青年工作、农村工作、宣传工作等。1938年起，在中央青委、陕甘宁边区青救会工作，任延安市青联副主席。1939年任西北青年战地工作团第五团指导员，赴晋东南根据地。1941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1946年赴东北，参加土地改革，任过区委书记、区长、中共青冈县委常委、宣传部长。1948-1954年任《黑龙江日报》总编辑，任秘书长。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处长、1954年以后，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任办公室主任、秘书长。1960年倡办北京景山学校。粉碎“四人帮”以后，任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党组成员；国家科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2年，童大林担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积极组织、领导拟订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方案，筹划和指导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为促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立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54年，童大林从中央东北局宣传部秘书长任上进京，调至中共中央宣传部任秘书长。他主抓的《宣教动态》，及时准确地反映了许多宣传、教育工作新动态。针对我国基础教育只重知识灌输、忽视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弊端，他倡导创办了北京景山学校，探索办学新路。1966年“文革”风暴甫起，中宣部已经被毛泽东定性为“阎王殿”，童大林则成了“阎王”和“彭罗陆杨反党集团”骨干陆定一的帮凶，被关押在秦城监狱六年。

　　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童大林得以平反复出，1977年3月担任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同年10月国家科委恢复，又调任科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这一时期，他先是受方毅的委托，抓紧着手建立政策研究队伍，梳理在十年动乱中被颠倒了的科技政策；正值大刀阔斧的“拨乱反正”在各地铺开，科技系统一时引领全国风气之先。对于行施已久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童大林是最早提出质疑的领导干部之一。他明确主张，应当把知识分子从“剥削阶级”中分离出来，为此，多次召开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社和教育系统等方面人士座谈会，又与人合作撰写题为“知识分子也是劳动者”的文章，在知识界反响热烈。

　　1977年9月，中央决定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童大林担任会议筹备组副组长，分管文件起草组和简报组，从大会方案的设计到组织实施，尤其是在组织邓小平和郭沫若的讲话稿起草中，均功不可没。照邓小平的指示，童大林等对讲话稿做了数次修改，力求充分调动科技人员和全国人民干劲，投身于“四化”建设。

　　“文革”后思想政治方面最根本的拨乱反正，是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讨论尚在酝酿阶段，童大林便与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组取得联系，表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在《光明日报》刊出，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方毅的支持下，由童大林主持，国家科委和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联合在全国率先召开了座谈会，明确支持这篇重头文章的观点。

　　1982年5月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成立，童大林被调任副主任、党组成员。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他担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兼总干事、中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等职，继续积极为推动科技和经济的改革开放立策建言。长期以来，科技事业在国内受不到重视，在一些地方甚至被视作一种消费事业。1988年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之前童大林已明确提出“科学技术 第一书记=第一生产力”的命题，呼吁改变现状。

　　针对计划经济时期推行的“以粮为纲”方针，童大林则鲜明地提出了“大农业思想”，包括发展多种经营、山区经济和县域经济，主张农业生产必须走商品化道路。他与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等一起，到河北等省市的农村和科研单位调研，还率团到国外考察。在当时提出这样的观点和主张，表现出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勇气。

　　坚定地主张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发展商品经济作为改革的方向，这是童大林研究并吸收其他经济学家的成果而形成的观点。他反对把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曾在许多场合发问：“难道社会主义就不要商品经济？”当时受到不少人质疑和反对，但他并未动摇。在1982年中共十二大召开前夕，童大林给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写信，申述自己的想法，最终在十二大的政治报告中，他的观点主张得以体现。此后，他受著名经济学家关于发展市场经济观点的启发，身体力行思索考察；及至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以更大的热情宣传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多年来，童大林出版了《在历史的转折中》《中国城市发展战略》《改革的脚步》《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人类新时代》等论著，日本、新加坡等国政要也分别邀请他讨论交流。

《在历史的转折中》、《中国城市发展战略》、《改革的脚步》、《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人类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