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玉洁 张金圈
摘 要:在现代汉语中,表两难选择的构式“A也不是,B也不是”的使用频率较高,常用于摹写人物情态或心理状态,表示“不知道该如何选择,怎么做都不合适”。它体现出较强的主观性,具有夸张的语用表达效果。语料显示,A、B音节数量相等的用例要多于A、B音节数量不相等的用例;A、B的词性具有一致性,大多为动词或动词性短语。这种词性分布状况与动词的情境性、人类的信息感知方式密切相关。A、B的语义关系可分为互补关系和相对关系,该构式还可以根据表义的需要进行语项的并置与扩展。除此之外,还存在与之相似的其他构式,它们的构式化程度比“A也不是,B也不是”要低。
关键词:“A也不是,B也不是”;两难选择;情态摹写;情境性
在现代汉语中,表两难选择的构式“A也不是,B也不是”的使用频率较高,表示言者处于两难境地、不知该做何选择。在实际使用中,还存在替换形式“A不是,B也不是”,二者意义相同。例如:
(1)秀丽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尴尬得要哭了。(白帆《那方方的博士帽》)
(2)江姐从床上把箱子提下来,左放不是,右放也不是,她埋怨地说:“我说不带箱子,大哥偏要我带,路又远,真不方便。”(罗广斌《红岩》)
例(1)表示秀丽进退两难,不知该进还是该退,十分尴尬。例(2)则描写了江姐不知道该把箱子放在哪里,左放、右放都不合适。可见,两者表达的意思基本是一样的。
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主要是集中于对该构式及组成成分的句法语义或逻辑意义的分析方面。覃聪认为,“A也不是,B也不是”是典型的两难式并列复句,通过表现主体左右为难的程度之深,来表现客观情况的解决之难[1](P27)。刘板、景梅叶对该构式进行了逻辑意义的分析,作者认为,这一构式形式上是假言选言推理简单构成式,语义上表达的是二难推理[2](P102)。石慧敏、汪小溆则对构式的历时演变进行了考察,将该构式的发展分为萌芽期、变化期、稳定期三个阶段,并对各阶段A、B的句法语义特征进行了论述[3](P149-151)。可见,以往研究对该构式的结构特征的阐述还比较粗略,也很少从语义角度对其形式上的主要特点进行验证、解释。有鉴于此,本文通过对CCL语料库、BCC语料库中相关语料的考察,力求对“A也不是,B也不是”的结构特征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尝试从语义、认知的角度来描述该构式形式的主要特征,并对相似构式进行比较研究。
一、“A也不是,B也不是”的结构特征
(一)A、B的音节数量
一般来说,构式的音节数量越少,其凝固性越强。总的来看,“A也不是,B也不是”中的A、B音节数量较少,A的音节数量一般小于或等于B的音节数量。在我们搜集到的79条语料中①,单音节和双音节占绝大多数,三音节的用例较少,多于三音節的用例更是十分罕见。具体统计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A、B出现频率最高的均是单音节;同时,音节数量与用例数量呈反比关系,即音节数越多用例反而越少。统计结果还显示,A、B音节数量相等的用例要多于A、B音节数量不相等的用例,A、B音节数量相等的占了64.6%。这一结果与我们的本来预期有些许出入。因为根据直觉判断,“A也不是,B也不是”构式表示一种两难选择,则A、B在语义上会呈现矛盾关系,那么B似乎应该多为有标记的否定形式,所以我们预期B的音节数要多于A的音节数。这一结果也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构式对音节数量的要求几乎在完全意义上限制了A、B的选词,因为该构式本身音节数量较多,所以变量A、B更偏爱音节数量较少的词语。这样就能使该格式的结构义更为清晰完整,避免受话人将结构进行语义拆分理解。
(二)A、B的词性
通过对CCL语料库的检索,可以发现,在构式“A也不是,B也不是”中,A、B的词性是一致的,主要是动词、形容词、名词、代词和动词性短语,其中,动词和动词性短语占绝大多数。具体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A、B为动词及动词性短语的用例最多,占88.6%;其次是名词(占5.1%)、代词(占3.8%);形容词最少,仅占2.5%。这种词性分布状况与动词的情境性、人类的信息感知方式密切相关。
(三)“A也不是,B也不是”的并置与扩展
在我们所搜集的语料中,绝大部分的语句都仅包含“A也不是,B也不是”两项,除此之外,还存在少数构式并置和项数扩展的用例。这说明该构式具有开放性,可以根据表情达意的需要,对构式项进行并置与扩展。其并置的表达式为“A1也不是,B1也不是;A2也不是,B2也不是……”;其扩展的表达式为“A也不是,B也不是,C也不是……”。经过并置与扩展之后,构式的“无可奈何”之义更加突出。例如:
(3)肖科平站在台上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笑也不是,不笑也不是。还挺妨碍一趟趟搬运花篮的姐妹。(王朔《无人喝彩》)
(4)一些不断地对新时期的文学进行惊人的反思、发出严正的警告、声称要给文艺这个重灾区救灾的自以为是掌舵掌盘的人士面对小小的火火的王朔,夸也不是批也不是,轻也不是重也不是,盯着他不是闭上眼也不是,颇显出了几分尴尬。(王蒙《躲避崇高》)
(5)每个月都会有痛苦的几天,站也不是坐也不是躺也不是。头疼头晕,不吃饿吃了就难受,恨不得找个人把自己打晕了躺几天……(新浪微博,2012-01-14)
(6)这天晚上,司马藐不知道怎么回事,坐着也不是,站着也不是,躺着也不是,靠着也不是,心里边儿像有十五个水桶在那儿搅和,七上八下,心不安宁,魂不守舍。(韩子康述、薛永年整理《后补三国》)
例(3)为两个构式的并置;例(4)为三个构式的并置;例(5)将项数扩展为三项;例(6)则扩展到四项。总的来看,并置与扩展都是通过“试图穷尽某情境下可能的动作选择”的方式,来表现人物当下的尴尬、纠结、局促,具有一定的强调作用。
二、“A也不是,B也不是”的语义分析
(一)“A也不是,B也不是”的构式语义
“A也不是,B也不是”通过对A、B的否定,摹写出一种不知道应如何选择、处于两难境地的纠结情态。同时,在整个句子中,该构式与句中的其他信息相呼应,共同实现完整的信息表达。例如:
(7)但是静女士自己却不承认是生气,她觉得每日立也不是,坐也不是,看书也不是,不看书也不是,究竟自己要的是什么,还是一个不知。(茅盾《蚀》)
(8)气恼不过,妻开始琢磨怎样把这张假钞从自己手中花出去:在商店买大件商品时把假钱混杂其中吧,就这么大个县城,谁不认识谁,一旦被发现,多难为情;在那些农村进城自产自销瓜果蔬菜的人的摊子上花出去吧,虽然他们诚实易哄,但这些农民兄弟终日里面朝黄土背朝天,挣几个钱不容易,这样做于心何忍……思来想去,没了主意,假钞到了我们手中,简直就像火中之栗,扔也不是,拿也不是。(《人民日报》,1995-11-22)
例(7)属于构式的并置,连用四个“也不是”,把静女士不知道该做什么的纠结情态与内心挣扎刻画得淋漓尽致,并与下文静女士产生纠结的原因——“究竟自己要的是什么”相呼应。例(8)中,通过列举的方式来刻画妻子的纠结心境,最后用“扔也不是,拿也不是”一句,对妻子内心既十分气恼又富有同情之心的情态进行了总结、强化。
1.“A也不是,B也不是”的消极色彩
该构式的消极色彩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A、B的矛盾关系;二是“也不是”所表达的否定义。尽管构成矛盾关系的A、B不全都是消极的,但构式整体却呈现出一种矛盾关系,因此,该构式多用于消极情境,描述违背自己期望或处境困难的情形,整体表现为消极意义,如前文例句中的纠结、尴尬、焦急、挣扎等。需要说明的是,“两难选择”未必都是消极的,也有极少数的用例出现在积极语境中。例如:
(9)荣高棠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一腔热潮,双眼盈泪。他知道,这是中国乒乓球队对他的支持,对他的肯定。(1993年《作家文摘》)
例(9)中,荣高棠的“两难选择”并不是由于尴尬、困窘造成的,而是“中国乒乓球队对他的支持,对他的肯定”的结果,这里表达的显然是积极意义。
2.“A也不是,B也不是”的主观特性
沈家煊指出,“主观性(subjectivity)”是指说话人在说出一段话的同时,表明自己的立场、态度和感情,从而在话语中留下自我的印记[4](P268)。通常情况下,“A也不是,B也不是”结构是第三方对人物情态的描写,以此来表现人物的心理和态度。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表现的不仅仅是人物的态度,其间还蕴含着说话人自己的立场和感情,因此,它也体现出说话人较强的主观性。
除此之外,这种主观性还体现在说话人对事件情形和人物动作行为的预测上,这种预测同样来自说话人的主观性。如果预测是正确的,后文内容会与之照应;如果是错误的,后文会对此进行修正补充。具有描写性、预测性的“A也不是,B也不是”格式在句中常常作為后景信息,而且大部分的用例将该构式删除后,意义表达与句子结构仍旧完整。因此,该构式在句中的主要作用是为后续小句提供背景,铺垫人物心理或情态,以便呼应前文或引起后文,信息值较低。例如:
(10)“老江湖”步步紧逼,小梁子显得有点踌躇,脚步移动着,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可没想到,“老江湖”刚到面前,小梁子一拳上去就把他打倒在地。[3](P149)
(11)路上有两道很深的马车辙,吉普车跨着走也不是,顺着走也不是,但司机信心百倍地和方向盘搏斗着。(《人民日报》,1995-01-21)
例(10)中,在“老江湖”步步紧逼的情形下,说话人对“小梁子”作出预测,认为他现在的处境十分不利,实际情形却是“小梁子”一拳上去就将“老江湖”打倒在地,从而对前面所描述的情形进行了修正补充。同时,前面对“小梁子”处境的描写作为背景信息,与后面“小梁子”的行为形成对比,推动了情节发展。例(11)中,说话人依据经验作出预测,路上有很深的车辙时,开车会十分困难,并将这些信息作为背景,为后面描写司机与方向盘的搏斗作了铺垫。
(二)构件A、B的语义特征
如前所述,构件A、B的词性分布极不平衡,动词与动词性短语占到近90%。这里,尝试从动词的语义特征与构式语义的适配性以及人类的信息感知方式出发,对此作出解释。
首先,该构式的主要功能是刻画人物在特定情形下不知所措的情状或心理特征,而动词主要用来指称行为或事件,往往带有一种情境性,这种情境性使得动词与该格式表现出高度的适配性。例如:
(12)那几天,王海英急得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考虑再三,他找到了尚未见过面的王凤阁。(1994年《报刊精选》)
例(12)中,“坐”和“站”都是动词,表示“坐下来”“站起来”两个动作,富有情境性;同时,二者也有一定差别,“坐”的情境较为放松,“站”的情境则相对严肃。二者共同构成“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结构,“放松”“紧张”的反复迭现,形象地表现出“王海英”不知所措、左右为难的情状。
其次,人类感知信息的方式有很多,如听觉、视觉、触觉等,其中,绝大部分的信息都是通过视觉感知到的。在信息处理的过程中,人们能够与之建立联系的已有信息,大多是来自于先前所存储的视觉感知信息,而情境性则能使人们将新信息与大脑中所存储的视觉性信息建立紧密联系,从而简化了理解过程。因此,在语言的使用中,我们更倾向于使用视觉感较强的词句来准确、高效地表情达意。在构式“A也不是,B也不是”中,这种视觉感主要来自A、B的动词性特点与语义的[+方向性]特征。语料统计显示,具有动词性的词语占88.6%,语义中含有[+方向性]特征的词语占69.6%。
从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的角度来看,例(12)中,“坐”和“站”不断反复的生理体验激活了人们焦急为难的心理感觉,人们由此能够同事件参与者产生心理共鸣。具身认知的理论模型之一——知觉符号理论认为,认知表征在本质上是知觉性的,认知表征和知觉、运动在认知与神经水平上享有共同的系统,语言表征中包含知觉运动特征[5](P663)。我们认为,这种知觉运动特征产生了一种“情境场”,进而与大脑中所存储的已有视觉信息相联系,不仅能准确地传达相关信息,而且简化了人们的理解过程。
除此之外,这两个动作还在语义上存在空间上的变化。“坐”和“站”都具有[+方向性]的语义特征,二者的区别是,“坐”的空间方向性向下,“站”的空间方向性向上。人们在情急之下,通常会频繁地变换自己的空间位置,以期找到最自在、最合适的方式,来获得心理上的安全感与确定性。可以说,在具身认知中,主要是通过视觉来感知这种空间方向性的变化的;同时,这种“一上一下”的方向性的变换与构式本身所附带的动作多重性相结合,生动地展现出“王海英”内心的焦灼、无助。
“A也不是,B也不是”构式中的A、B也可以是名词和代词,主要是方位名词和指示代词。需要指出的是,方位名词和指示代词在语义上都具有[+方向性]特征。例如:
(13)常受困扰的是管你的政府官员忽然和你较起真来,弄得你左也不是右也不是,跑断了腿也满足不了对方的要求。(《读书》第203卷)
(14)替她做家务的人会说:“去你的,如果你这样看待家务,我宁肯不干。你老说我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那我就另找出路。”(1986年《读者文摘[合订本]》)
例(13)中,“左”“右”为方位名词,在空间上表现为相反的两个方向或区域。例(14)中,“这”“那”在空间指向性上也表现为两个相反、互补的方向或区域。因此,方位名词和指示代词通过其语义中方向的相反,在局部构成对比,它是以这种方向性的冲突来凸显纠结、矛盾之态的。同时,在整体上,二者的相反相成又组成了空间和方向的完整性,表示说话人对行为选择的穷尽,即在所有可能的选择中处于纠结心态而无法作出裁断。
在“A也不是,B也不是”构式中,A、B除了在语义方面具有[+方向性]特征外,还与肯定、否定义有关。在大多数情况下,A为肯定义,B为否定义,B有时会由表否定义的语素“不”加上A而构成。例如:
(15)张无忌等均觉劝也不是,不劝也不是,一齐跟到了大殿。(金庸《倚天屠龙记》)
例(15)中,肯定动作“劝”在前,否定动作“不劝”在后。如果A、B进行调换,构式变为“不劝也不是,劝也不是”,则不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这是因为在这个构式中,A、B整体上为矛盾关系,并且多为一对反义词。通常情况下,表肯定义的词语为无标记项,表否定义的词语则为有标记项。二者同时使用时,按照汉语习惯是先说无标记项,后说有标记项。相较于无标记项,有标记项为新信息,依据韵律句法学中的“后重原则”[6](P148),新信息通常后置并读重音。
(三)构件A、B的语义关系
作为构式的构件,A、B之间也存在某种语义关系,从而将二者联系、制约在同一个语义框架中。如前所述,A多为肯定义,B多为否定义,这两者的对立在构式中形成了一种反义矛盾关系。这里将A、B之间的反义关系进一步细化,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互补关系,A、B为一对反义词或反义短语。肯定A必否定B,肯定B必否定A;否定A必肯定B,否定B必肯定A。也就是说,不存在介于A、B之间的状态。例如:
(16)拉德林看见妻子突然出现,觉得活也不是死也不是,由她摆布,不敢抗拒。(翻译作品《十日谈》)
(17)胡管家眼见说僵了,但在一旁只能干着急,对玉菡拦也不是,不拦也不是。(朱秀海《乔家大院》)
例(16)中,“活”和“死”是一对反义词,并且二者是一种互补关系,非“死”即“活”,不存在中间状态。原文表达的是拉德林面对妻子的突然出现而心怀恐惧,不知所措到了极点,只得任由妻子摆布。例(17)中,“拦”和“不拦”也是互补关系,干涉就为“拦”,不干涉则是“不拦”。通过否定这两种矛盾的动作,表现出“胡管家”在“做”和“不做”之间的犹豫不决,由此烘托出其内心的焦急无措。在这句话所呈现的语境中,除了“拦”和“不拦”,再没有其他的动作状态,因此,二者构成互补关系。
第二类是相对关系,A、B仍为一对反义词或反义短语。不过,它与第一类有一定区别:肯定A必否定B,肯定B必否定A;但否定A不一定就是肯定B,否定B也不一定就是肯定A。也就是说,A、B之间存在其他状态。例如:
(18)胡管家走也不是,站也不是,心里忍不住后悔,实在不该留下来陪这古怪的太太。(朱秀海《乔家大院》)
(19)大家簇拥而去,东尼叫也不是,追也不是……(岑凯伦《还你前生缘》)
例(18)中,“走”和“站”呈现出相对关系。单独来看,二者在意义上没有多大关联,都属于动作范畴中的成员,而在偌大的动作范畴中,还有很多其他动作,如“坐、跑、跳、躺、靠”等。因此,否定“走”,并不表示肯定“站”,还可以是“坐、靠”等其他动作;同样,否定“站”也不表示肯定“走”。如果将原句替换为“走也不是,坐也不是”或“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原意并未发生改变,仍表达了“胡管家”面对“留”和“不留”的犹豫、纠结。其实,能够表达“走”和“留”的意义并与语境相符的词语,都可以用在这句话中。由此可以看出,相对关系也属于矛盾关系的一种,只不过矛盾的两方面相加之后不是整个范畴,在该范畴内可供选择的动作有很多。例(19)中,“叫”和“追”也屬于相对关系。除了“叫”和“追”,还能用“喊、跟、赶”等词语进行替换,它们都能表示“东尼”面对这种情况的不知所措。
通过对上述两种关系的分析,我们发现,第二类的相对关系还可以替换为互补关系而原意基本不变。例如:
(18’)胡管家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心里忍不住后悔,实在不该留下来陪这古怪的太太。
可以看出,例(18)在替换为例(18’)后,仍然能够表示“胡管家”处于“走”“留”之间的尴尬状态、两难处境。不过,由于A、B位置上选择的局限性,与相对关系相比,在通过互补关系描写人物情态时,构式语义中的焦急感、紧迫性显得更为强烈。
三、“A也不是,B也不是”的语用功能
从结构上来看,“A也不是,B也不是”是并列的;从意义上来看,该构式又是对立的。由于结构和意义上的这种对称性,该构式具有了与一般构式不同的语用功能,这主要体现在修辞效果上。
首先,结构上的并列,使该构式具有鲜明的节奏感、韵律感。两个相同结构并列不仅起到前后互相补充照应的作用,强化了构式义、突出了情境性,而且节奏流畅,韵律和谐。例如:
(20)苏阑这样表现法,沈醉热络也不是,冷淡也不是,一时进退两难,只能安静的保持着微笑。(芙蓉三变《非诚勿扰》)
(20’)苏阑这样表现法,沈醉一时进退两难,只能安静的保持着微笑。
例(20)中,“热络也不是”“冷淡也不是”互相
照应,二者的组合节奏和谐,并且与下文“进退两难”相互解释。虽然沈醉这里并未表现出“热络”“冷淡”的行为,但是通过构式的描写,其实已预设了沈醉可能会出现的行为。例(20’)中,将该构式去掉,句子仍然成立,语义也无太大变化,仍然能够表现出沈醉的进退两难。不过,与例(20’)相比,例(20)的描写性和情境性无疑更强。
其次,虽然该构式在结构上是并列的,但在很多情况下,A、B是不能颠倒的,因标记性的有无而具有固定的顺序。这种顺序性能够避免语言表达的头重脚轻,有标记性的语项通常会作为语义表达的重心而置后。比如,我们可以说“坐也不是,不坐也不是”,但不能说“不坐也不是,坐也不是”。这种顺序有时还与A、B所要表达的逻辑语义有关,即我们只有先明确了什么状态是“坐”之后,才能确定“不坐”的状态。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一个固定格式,随着使用频率的增加,“A也不是,B也不是”构式也像成语、俗语一样,具有特定的使用语境,在语义表达上体现出很强的概括性与描述性。在该构式的互补关系中,A、B往往是某一范畴的两极,这种极性化的词语通常具有夸张义。如例(16)“死也不是,活也不是”中的“死”和“活”,就是一对意义鲜明的极性词。为了表现当时的紧张气氛,说话人尽可能地夸张化,通过这种夸大式的描写,也生动地展现出拉德林害怕妻子的性格特点,尤其是在做了对不起妻子的事情之后,更是害怕到了极点。
四、“A也不是,B也不是”与相关结构的比较
现代汉语中,还存在着几个与“A也不是,B也不是”类似的结构,如“A也不行,B也不行”“A也不对,B也不对”“A也不好,B也不好”等。这些结构属于同源构式,都来自“A也不X”。这里把其他三个结构统称为“A也不是,B也不是”的替换结构,主要是因为其他三个结构不仅使用数量远不及“A也不是,B也不是”,而且其构式化程度也没有“A也不是,B也不是”高。
石慧敏、汪小溆认为,在“A也不是,B也不是”中,“不是”的语义已经发生了虚化,不再是单纯地表否定判断,而是表示某种行为或状态的“不合适”[3](P151)。两人的分析是颇有道理的,“A也不是,B也不是”通过全量否定形成的矛盾来刺激语义中的程度因素,迫使程度降级,即由语义上的“绝对否定”降级为“不合适”。这就將语义限制在逻辑合理的范围之内,同时也使意义变得舒缓,从而实现了构式义的完整表达。
石慧敏、汪小溆还指出,正是由于“不是”的语义发生虚化,因此可以预测,“不是”能够用众多同功能的形式来替换。我们认为,“不是”的意义虚化,只是“不是”可以用众多同功能形式替换的一个因素,但并不是最主要的因素。“A也不是,B也不是”存在不同替换形式的主要原因,归根结底还是语境对意义表达的需要。该构式通过实现生动、经济的交际表达而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式,在其他相似语境中,也可以使用前后均为否定项的并列对举格式进行表述。同时,每个构式的意义主要是取决于其内部构件。因此,替换结构与“A也不是,B也不是”的差异仍然是体现在“行”“好”“对”“是”等词语意义的差异上。
“A也不行,B也不行”主要是表示不被允许或者没有能力做某事,这与该构式中“行”的含义有密切关系。在《现代汉语八百词》中,“行”有两个含义:“能干”和“可以”[7](P585)。这两个含义正好对应于“A也不行,B也不行”的意义。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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