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遂莲

摘  要：“方言词”和“方源词”的区分问题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引起学界的关注，将二者区分开来实有必要。作为词汇学术语，应该满足术语的基本要求，即一个术语指称一个概念。“方言词”与“普通话词”是平行关系，二者一起构成现代汉语词汇;“方源词”与“普通话词”则是上下位关系，“方源词”是“普通话词”的组成部分。在明确“方言词”“方源词”所指内容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了“方言词”的分布区域和“方源词”的来源区域。将相关术语予以明确并一致使用，对汉语词汇的教学和研究都不无裨益。

关键词：方言词;方源词;特征词;所指

一、引言

“方言词”和“方源词”的区分问题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引起学者们的关注。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将“方言词”定义为：“那些原为方言现在已经被吸收进普通话的词。例如‘名堂、把戏、垃圾、瘪三、二流子、搞、垮、拆烂污、别扭、尴尬、陌生、蹩脚’等。”[1]（P243）同时，作者还指出：“人们的口语里往往混杂着各种各样的方言词，愈接近口语的文章，方言词就愈容易出现。”[1]（P244）此书的增订六版则将之修订为：“人们的口语里往往混杂着各种各样尚未被吸收进普通话的方言词，愈接近口语的文章，这种方言词就愈容易出现。”[2]（P245）显然，修订后的说法更加严谨与准确。可以看出，两位先生先后用“方言词”这一术语指称的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种汉语词汇成员，前一种属于普通话词汇成员，后一种是和普通话平行的方言词汇成员。无独有偶，在很多教材中用，都存在着“方言词”这一术语指称两种词汇成员的现象。邢公畹主编的《现代汉语教程》指出：“这里的方言词语指普通话词汇中来源于各方言的那些词语，而不是指那些只通行于某一方言地区的词语。”[3]（P171）符淮青在《现代汉语词汇》中也明确表示：“一般所说的方言词，有时指普通话以外的各个方言的词语，和作为普通话基础方言的北方话中一些地区性的词语;有时则指被普通话吸收的方言词。”[4]（P181）和黄、廖二氏不同的是，邢公畹和符淮青都明确表明“方言词”的内涵有两个所指，一个和普通话词汇是上下位关系，是在全社会流通使用的词语;而另一个和普通话词汇是平行关系，是在局部地区使用的词语。

刘叔新在《汉语描写词汇学》一书中，对“方言词”和“方源词”进行了区分：“凡存在于具体某个方言中，有不同于共同语及其他（所有或绝大多数）方言的特殊含义、特殊构造材料或构造方式的词，是方言词;而来源于方言、成为共同语词汇单位的词，可称为方源词。”[5]（P244-P245）“方源词”这一术语的出现解决了“方言词”表示两种所指的麻烦，但是新的问题随之产生，“方源词”来源于方言，其来源区域包括不包括北方方言区？“方言词”存在于方言区，其分布区域仅仅局限于“某一方言区”吗？这些问题都给汉语的教学和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干扰。因此，明确“方言词”和“方源词”的具体所指，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方言词”的界定

作为词汇学术语，应该满足术语的基本要求：“术语原则上要求能指与所指一一对应，即一个术语指称一个概念，一个概念用一种语言形式表示。”[6]自周代起，汉语中就有了“方言”的概念，当时称为“殊方异域”，“殊方”就是不同的地方。这意味着，我们对“方言”最早的理解就是语言的地域性变体。西汉扬雄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为《方言》），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记录方言词汇差异的著作，此书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绝代语释”和“别国方言”，所谓“别国方言”即指分布在各地的“诸侯国”的不同方言。可见，用“方言”指称“语言的地域性变体”的历史已经很悠久了。后代的学者在提到“方言词”时，几乎都会用它来指“存在于方言区的词语”，至于凡存在于方言区的词语是否都为“方言词”？“方言词”是否仅见于某一个方言区？这是学者们的分歧所在。但“方言词”指“存在于方言区的词语”的说法历史悠久，并且已经被大家公认，这是毋庸置疑的。

关于“方言词”的所指范围，学术界一直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是比较宽泛的说法，认为“方言里的词只流行于某一地区，不是普遍通行的，在书面上除了有特殊需要以外，一般是不大应用的。这就是说，普通话的词汇是全民的文学语言的词汇，而方言的词汇是个别地区所应用的比较特殊的词汇。”[7]（P67）“方言词是指流行在方言地区而没有在普通话里普遍通行的词。”[8]（P283）“方言词语是指限于某一方言地域使用的词语，它与普通话词汇的最主要区别在于使用范围大小的不同。”[9]（P136）另一种意见则比较具体，认为“凡存在于具体某个方言中，有不同于共同语及其他（所有或绝大多数）方言的特殊含义、特殊构造材料或构造方式的词，是方言词。”[5]（P244-P245）孙常叙则认为，“方言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方言词汇是指着一个方言区域所使用的词汇的全部来说的，狭义的则专指着词汇中地方性造词的部分而说的”[10]（P273）。许多学者均认可这一观点。

在“方言词”地域范围的界定上，学界意见较为一致，即认为“方言词”的使用范围是“某一地区”“个别地区”“某一方言地域”“某个方言中”“一个方言区域”。实际上，这种理想状态中的“方言词”并不是很多。一般而言，我们把汉语分为七大方言区，方言区内可以再分为若干“方言片”，以下再分为“方言小片”“地点方言”等。如此广袤的区域和复杂的方言，必定会有方言词的重合现象，如济南人和合肥人均把普通话中的“蚯蚓”称为“蛐蟮”;成都人和昆明人都把普通话中的“院子”称为“院坝”。如果将方言词界定为“某一地区”，诸如“蛐蟮”之类的词应该看作济南方言还是合肥方言？

其实，关于汉语方言的这种犬牙交错的情况，早在《方言》中就有体现，扬雄用“通语”“凡通语”“通名”“四方之通语”表示共同语;用“某地域”“某地某地之间语”表示只在某地区使用的方言词语;用“某地某地之间通语”表示区域性的方言词语。也就是说，《方言》把秦汉时期的“方言”分为只在某一地域使用的“地点方言”和在某几个地域通用的“区域性方言”。周荐在分辨何谓“方言词”时也提到：“为一个区域方言内的几个地点方言共同使用的词，可以看作这几个地点方言共同具有的方言词。例如，聊城方言、荏平方言、冠县方言都有‘起起菜’（蒲公英）一词，‘起起菜’不能算这三个地点方言各自的方言词，而只能算作它们共有的方言词。”[11]（P214）李如龙提出了“方言特征词”这一术语，认为“汉语方言特征词是具有特征意义的方言词，在方言区内普遍应用、大体一致，在外区方言又是比较少见的”[12]（P3）。同时，作者进一步说明：“由于共同的源流或相连的地域造成的密切交往，不同方言区之间往往有共同的特征词……凡是区内相当一致、区外未见或极少见的，可以称为一级特征词;凡是本方言内部不够一致，或区外有较多交叉的，可作为二级特征词。”[12]（P3）可见，“仅见于某地”的方言詞语是理想中的方言词语，也是我们需要花大力气去探求的词语，而“见于某地，又见于某地……”的一些词语却是方言词语的常态显现。因此，狭义“方言词”除了具有不同于共同语或其他方言的特征限制外，其所指范围也应该进一步明确，是指“主要存在于某个方言区”，至于具备“对内一致、对外排它”属性的方言词，则为“方言特征词”。当然，我们也可以借鉴《方言》的分类方法，把“仅现于某地”的词语称为“地点方言词”，把“见于某地，又见于某地……”的词语称为“区域方言词”。

三、“方源词”的界定

明确了方言词的所指，我们再来讨论已经成为普通话词汇成员的“方源词”的具体所指。据刘叔新的意见，“方源词”就是那些被吸收进民族共同语的方言词，“普通话里来源于方言的词，已成为共同语词汇的成员，和存在于方言中相应的词不是同一个单位。彼此尽管意义上一致，语音形式也相当接近，但是分别属于不同的语言符号体系，是不同的两个词。为了不致混淆，在名称上也应该区别开来。”[5]（P244）邵敬敏也认为：“当一个方言词语在全社会而不再是某一个地域流通时，它就具有了普通话词语的性质，如果进一步流传并稳定下来，就会成为普通话词汇中的一员。为了跟一般的方言词语相区别，我们把已经进入普通话的这些少数的方言词语叫做‘普用方言词’。”[9]（P136）1955年，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明确规定以北方话词汇作为普通话词汇的基础。当然，并不是北方话中的所有词语都可以进入普通话词汇系统。北方话分布区域较广，不同区域使用的词不尽相同。比如，普通话中的“公牛”“母牛”和“蜻蜓”，在北方方言区就有着多种不同的名称。具体如表1所示：

“公牛”“母牛”“蜻蜓”的说法，较“犍子、牤子、牯牛”“氏牛、女牛”“老琉璃、蚂螂、蜓蜓、蚂螂、蜻蜻子”而言，流行区域更广且带有普遍性特征，所以被普通话吸收，成为普通话词汇成员。同时，普通话还会从非基础方言中吸收一些富有表现力的词语以丰富普通话词汇系统。毫无疑问，从非基础方言渗透进普通话并已经在普通话中稳定下来的成员，是“方源词”，那么，那些来源于基础方言——“北方方言”的词语，是不是“方源词”呢？

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试用本）中提到的“方源词”有：名堂、把戏、垃圾、瘪三、二流子、搞、垮、拆烂污、别扭、尴尬、陌生、蹩脚[1]（P243），增订四版中增加了三个：溜号、赶趟、忽悠[13]（P262），增订五版又增加了一个：磨蹭[14]（P249）。其中，“把戏、垃圾、瘪三、拆烂污、尴尬、陌生、蹩脚”是从吴方言吸收进来的，“名堂、二流子、搞、垮、别扭、溜号、赶趟、忽悠、磨蹭”则来自北方方言。也就是说，黄伯荣、廖序东认为“方源词”的来源方言包括北方方言。刘叔新列举的“方源词”的例子，除了源自吴方言和粤方言的之外，还列举了来自华北官话的“老爹、老财、老八辈子、老油子、姥姥、哥儿们、娘儿们、老头儿鱼、胖头儿鱼、老鸡头、砸锅、拉倒、磕巴、念叨、装蒜”，西北官话的“二流子、馍、平台（‘晒台’义）、手电、靸板儿鞋”，西南官话的“搞、屙、耍、甩（‘扔’义）、奸（‘狡猾’义）、帮（‘替、给’义）”[5]（P245）。如果将来自北方方言的词也认定为方源词的话，那么绝大部分的普通话词语都应该是方源词，因为普通话词汇的主要部分就是由基础方言——“北方方言”的词语脱胎而成的，如果真是这样，“方源词”这一术语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不过，也有一些学者在这一问题上相当谨慎，邢公畹主编的《现代汉语教程》中，提到的从方言进入共同语的词汇，有来自吴方言的“垃圾”“蹩脚”“把戏”“瘪三”“尴尬”，来自粤方言的“雪糕”“冰激凌”，来自湘方言的“过细”“过硬”，以及来自南方一些地区的“晓得”“名堂”，源于西南方言的，只举了一个例子：“耗子”[3]（P172）。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编的《现代汉语》，在说明普通话的发展过程中也吸收了一些方言词语时，列举的例子有：吴语、湘语、闽语、粤语以及西南话[15]（P239）。众所周知，北方方言是所有的方言中分布地域最广的，又可分为四个次方言：华北—东北方言、西北方言、西南方言和江淮方言。刘叔新所列举的源自北方方言中的“方源词”的区域，既有南方的，也有北方的;而邢公畹和北京大学中文系则回避了北方方言中偏北的地区，只列举了北方方言中西南方言的例子。

究竟应该如何界定“方源词”的来源区域呢？我们认为，不能把所有源自基础方言——北方话的词语都称为“方源词”，北方方言词语应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在多数地区使用的具有共同性的词语，如前面提到的“公牛”“母牛”和“蜻蜓”;另一部分是只在北方局部地区使用的特殊性词语，诸如“老琉璃”表示“蜻蜓”的用法，只在北京话中存在，其他的北方方言区均没有这一用法。也就是说，只有北方话中区域性特征比较明显的词语，被普通话吸收，才能称为“方源词”。有鉴于此，可以将“方源词”界定为“北方方言中的一些地区性词语或其他方言中的一些词语被吸收进普通话，成为普通话的词汇成员”。

四、结语

由“方言词”到“方源词”，中间有一个过渡阶段，即已经在普通话中使用，但是還带有较为浓重的方言色彩，人们很容易辨识出它们的方言词身份。这部分词语虽然有些已经被《现代汉语词典》收录，但是仍宜视为“方言词”。只有那些方言色彩已逐渐淡化并为人们所熟知，而且已经在普通话中稳定下来的词语，才是“方源词”。可以说，从“方言词”到“方源词”需要一定的时间，一个“方言词”在全社会使用的范围越广，进入普通话的时间越长，其方言色彩就越淡化，其“方源词”的身份就越清晰。

“方言词”和“方源词”是现代汉语词汇教学中不可回避的问题，“方源词”是汉语普通话词汇成员之一;“方言词”虽与“普通话词汇”分属不同的交际圈子，但也属于汉语词汇成员。目前，高校通用的现代汉语教材都或多或少涉及到“方言词”或“方源词”的问题，但教材中关于二者的名称及所指内容有很大的出入，如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和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都使用了“方言词”这一术语，但所指内容大不相同;“方源词”这一术语的所指，邵敬敏主编的《现代汉语通论》中是用“普用方言词”来表达的，而邢公畹主编的《现代汉语教程》和张斌主编的《现代汉语》则仍然使用了“方言词”的说法。同一术语言人人殊，对汉语词汇的研究是不利的，更会给汉语言的教学工作带来诸多不便。因此，我们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以明确“方言词”和“方源词”的所指内容，进而界定二者的所指范围，希望能为汉语词汇的教学和研究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试用本）[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79.

[2]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增订六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3]邢公畹.现代汉语教程[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2.

[4]符淮青.现代汉语词汇（增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5]刘叔新.汉语描写詞汇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6]李宇明.术语论[J].语言科学，2003，（2）.

[7]周祖谟.汉语词汇讲话[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59.

[8]胡裕树.现代汉语（增订本）[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

[9]邵敬敏.现代汉语通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1.

[10]孙常叙.汉语词汇[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56.

[11]周荐.词汇学词典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

[12]李如龙.汉语方言特征词研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

[13]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增订四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14]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增订五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15]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现代汉语（重排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A Study on the Meaning of “Fangyan Word（方言词）” and “Fangyuan Words（方源词）”

Ma Suilian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Jingu College of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China）

Abstract：The distinction between “Fangyan Word（方言词）” and “Fangyuan Words（方源词）”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scholars as early as 1980s. It is necessary to distinguish the two concepts， because as lexical terms， the basic requirements of terms should be met， that is， a term refers to a concept. “Fangyan Word（方言词）” and “Putonghua words（普通话词）” are parallel relations， while “Fangyuan Words（方源词）” and “Putonghua words（普通话词）” are upper and lower relations.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contents of “Fangyan Word（方言词）” and “Fangyuan Words（方源词）”， this paper further discusses the distribution area of “Fangyan Word（方言词）” and the source region of “Fangyuan Words（方源词）”， so as to make the teaching work of modern Chinese well go on， and the study of dialect vocabulary can be supplemented at the same time.

Key words：Fangyan Word（方言词）;Fangyuan Words（方源词）;feature words;signif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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