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若把他归为学院派，可能会是一个误解，他信奉德鲁克说的“管理就是实践”，认为只有中国企业的实践才最伟大的老师。1986年,他就撰写了实务性很强的国内第一本《人员素质测评》教材，并深入企业用测评量表帮助企业招聘人才,1988年，他编写了近200万字的《行政管理学大辞典》,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彭剑锋负责编写，贾湛负责书的出版和发行，也没有请什么名人或大家做主编，他俩共同做主编。
谈起那个求知若渴、大胆敢干的年代，彭剑锋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奋，“我现在翻一下那时候的作者，中国行政学界的专家都给我‘打过工’，我组织他们编写，有很多词条，定义什么叫国家、政府、组织等。那个时候真的没什么参考资料，大家自己编写，大家的办法就是查国外资料，抄别人的，再根据对我们国家情况的理解进行编写。200万字的大工程，还不像现在一上网什么资料都能查，自己现在都觉得自己挺伟大的，年轻就是胆子大，也没请什么名人当主编、顾问，就是组织大家自己干！从87年编到89年，都是手写，把这个大部头编成了。”
说到这里，彭剑锋露出顽童般的神情，颇为自得地说：“那天我还跟行政学的一个大佬说：30年过去了，你们怎么还在用我们当时搞的那些定义？”那是一个开放的年代，西方的东西源源不断地进来，“所以我们当时的定义现在还没有过时。”
1993年他主持编写了近千万字的介绍欧美企业经营管理实务的《现代管理制度、程序、方法范例全集》。他主编的《人力资源管理概论》一书,自2003年出版后, 己重印30多次,发行量数百万册。先后发表论文数百篇,其发表的《中国式管理智慧：禅对后工业文明时代企业管理的十点启示》、《换脑！用量子思维重构管理体系》、《超越竞争2.0：以量子战略思维定义未来》等一系列文章成为新媒体争相转载的热文,有的还被《哈佛商业评论》等知名杂志转载。
他参与咨询和研究的中国企业经典案例主要包括：
《华为二次创业的十大矛盾与关系》
《美的第三条道路》
《TCL：以速度抗击规模》
《六和微利经营与服务营销模式》
《华侨城宪章》
《歌尔ODM发展模式》
《海尔的“人单合一”模式》
《联想文化研究》
《温氏产业互联模式研究》
《苏宁基于互联网的转型变革文化研究》
《光启科技颠覆式创新操作系统1.0》
《航天事业与人才机制》
《维也纳酒店集团事业合伙人模式研究》
《小米生态战略与商业模式创新研究》
《全球三十家世界级企业成功关键案例研究》
《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级企业绩效标准体系研究》
《央企全球竞争力绩效对标体系研究》
……
这些咨询案例与研究报告都已成为研究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企业最优实践的经典。彭剑锋信奉管理研究工作的意义在于价值创造, 管理理论研究者与实践者要成为价值创造者,要为人才的发展、企业成长创造价值,为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创造价值。他认为,目前大多数管理学者的研究价值取向和发表学术论文的目的还是为职称评定、考核过关、教授等级等功利性的目的，这就导致了管理研究的取向不务实，与实践越来越远,大家都追求在核心刊物发表文章，追求所谓文献的引用贡献，这样的风气使得一些学术活动背离了研究的初心。
在彭剑锋身后的博古架上方，是一面巨大的刻有《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玉石匾额——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在这北京冬日温暖的室内，透明的时间似乎悬停着，又如无形的河水，于不知所在的空间里流动不息，彭剑锋似乎自言自语地说道：“在数字化时代，企业最大的敌人不是竞争对手，而是自己,拥抱变化,做好自己,用内在的确定性应对外在的不确定性,是企业逆经济周期实现增长的良方。现在我们所面临的不仅是一种技术革命,更是一种认知革命,思维与认知的贫困是最大的贫困,最深层次的革命是对人的认知的革命。”
四、任总从骨子里一开始就有人才优先的意识
当西方的管理学大师开始探讨下一个时代的主题的时候，中国最前沿的管理学者还在整理上一个时代的资料。1992年，管理学大师德鲁克出版了《管理未来》一书，德鲁克在这本预言之作中这样写道，“从现在开始，知识将成为最关键的因素，这个世界将不再是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或是能源密集型，而是知识密集型。”“在动荡的时代，最大的威胁不是动荡本身，而是延续过去的逻辑。”德鲁克在此时，已经提出了下一次管理革命的方向。
这个时候，中国当年那些最优秀企业的领军者还处于混沌当中。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曾对彭剑锋说，当年华为处于混沌期和迷惘期时，你和人大教授团队做的两件事，对华为的发展还是很有益的。任正非说的这两件事，一件是介绍欧美企业管理制度的白皮书，另外一件事就是构建《华为基本法》。
“那已经是90年代了，华为对现代管理的引入实际上已经是知识经济的开始了，已经不是工业文明的大机器时代了。华为从一开始面对的就是德鲁克所谓的知识经济的时代，华为招聘的员工基本上是知识型员工，所以它能接受人力资源优先发展的战略，而且任总也不是从我们写了《基本法》才开始重视人才的，人家从一开始就重视人才，90年代就承认了员工人力资本的价值贡献。”
作为华为《基本法》撰写组的组长，说起华为，彭剑锋思绪万千，他很认真地澄清道：“现在把重视人才这个帽子戴在我们头上其实是不对的，人家任总从1989年开始就重视人才，他到科大去搜罗人才，就把硕士生郭平招了来，郑宝用连清华大学的博士也不读了，被他忽悠到了华为。任总从骨子里一开始就有人才优先的意识，《基本法》只是把它系统化了，重视人才的思想是来自于企业家自己内心深处的。”
前述这套白皮书，是八卷本的《现代管理制度?程序?方法范例全集》，原计划是编成十卷，“因为当时国内有关企业管理的书及资料几乎一片空白,能参考的资料实在是太少了,编到一千万字时,实在没东西可写了。”彭剑锋说。这套丛书是国内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将欧美、日本、港台等企业有关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市场营销，组织设计,尤其是人力资源管理的最新理念、最优实践案例，引进、介绍给中国企业，这为刚刚步入市场经济的中国企业提供了内容全面的、宝贵的可操作性范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