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进一步向我们揭示了“人性是‘薛定谔的猫’”背后的含义，“你向善就是善，就有善的行为。”在他看来，人性取决于认知，取决于一个人的信念、价值观，“解决方案就是信念和价值观。”当人性是叠加态，人的需求是混序的,而人又成为组织价值创造的主导要素时,“那么组织跟人的关系就要彻底革命”。
彭剑锋说，工业文明有所谓的职业契约理论，由此塑造了职业经理人的概念。“我们华夏基石已亲身实践了多年的事业合伙人制，我和其他合伙人之间，我们彼此不再是雇佣关系，而是共创、共决、共治，共享的关系,不是我给谁发工资,而是华夏基石的合伙人自己给自已发工资,自己在雇佣自己。”他说，工业文明时期是把人力资源作为一个跟财务并行的专业，而新时代“企业的经营的核心就是经营人才。”他提出人才经营“铁三角”理论，并给出了系统解决方案，“科学管理是以效率为先。现在我们的管理是人的发展优先，人的发展与增值成为企业经营的一个重要目标。我认为这彻底改变了现在管理学，人力资源管理的范畴变了，学科的目标也变了。”
彭剑锋指出，人力资本的管理也要跨界。任正非曾在一封华为的内部信中指出，华为的干部体系和人才机制还会有大动作，未来要“炸开金字塔”，构建人力资源新的生态。“客户也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也是企业的客户；不求人才所有，但求人才所用。以跨界融合的人力资源形成价值创造生态、价值创造网。”管理的最高境界是无为而治，自我驱动,自我管理。
要“重新定义管理”的时候，彭剑锋认为自己也正被不断地重新定义。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他可能会是一个炼油厂的锅炉工——在大国企时代，这仍然是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但那时年少气盛的他决定放弃这份工作，全力冲刺高考。他1978年参加高考，“数学才考一分”，后来刻苦复考的经历反映了彭剑锋不服输的个性，“当工人是当时大家都很向往的事，我第一次高考数学只考了一分，对我来说，这一分就意味着希望，只要努力，提高的空间肯定还是有的。这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当别人捧你的时候，你要有清醒的头脑，别太多把自己当回事儿，而当别人踩你的时候，瞧不起你的时候，你一定得把自己当回事儿，只要你努力，比别人付出更多，反弹的力量就会更大。”
有志者事竟成，在恶补了12卷的数学辅导丛书之后，他以全市文科状元的优异成绩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这是一所在当时传言一毕业就可以当“地委书记”的大学。“我对文学、艺术、艺术品有天然的喜欢，本来我想报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那时宜春教育局长对我说：考古不太适合你的性格。的确我从小就是孩儿王、街头王，是喜欢折腾的性格，如果没上大学，我可能就是宜春一霸。1979年在正式招生目录里没有人大，人大是补招的，听说这个学校能培养司局级干部，我一下就兴奋了，因为那个时候觉得一个镇委书记、一个县长都大得不得了，我就把志愿改成人大了。”他最终本科选择了国民经济计划专业,硕士研究生选择了劳动经济专业，这是一个关于中国当时所面临最大问题的学问——就业和收入分配，它也是社会经济发展两个最大的驱动力。
1986年，彭剑锋从人大硕士毕业，即将面临分配的他，被导师赵履宽教授（中国劳动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和教育的开拓者）挽留，任教人大，并开设了《人员素质测评》一课。那一年，彭剑锋才不到三十岁，而两年后，就当了劳动人事系副主任，“那时候我还是讲师，28岁就当了副主任，相当于处级干部，现在不可能的，你才毕业两年，就直接提拔了，那时候对人才是破格提拔的，我们从劳动经济领域就开始搞劳动人事，开始搞人力资源管理。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一直在提，中国现在政府里的人才太老化了，包括华为现在也在提年轻化，所以我认为现干部队伍里在一定要有80后、90后。”
当谈起他的师承之时，这位在企业实践的一线摸爬滚打多年的知名管理学者洋溢出真挚淳朴的骄傲，他所提及的这些导师学者，如今都是中国经济学各领域高山仰止的泰斗，“我的硕士论文是《劳动者素质论》，厉以宁老师是我的答辩主席，他是研究人力资本理论的，是最早从经济学角度研究人力资本的第一人，能遇到这样量级的老师，这都是一种缘分。那个时候毕业的学生少，一个学生答辩就要半天，有一段评语是他亲自写的，肯定了我的论文‘很独特’。人力测评陆红军老师是中国测评第一人，我对人才测评的最初了解来自于陆红军老师的课堂，而我咨询生涯的引路人是中国第一代咨询人、人大工经系的徐昶教授。”彭剑锋说自己跟这几位老师的相遇都是缘分，也是他的福分。
彭剑锋对管理实践始终怀着敬畏之心，“我的人生另一大幸运就是以咨询实践为媒，认识了包括任正非、柳传志、张瑞敏、何享健等一批中国最优秀的企业家，以及最早一批包括像牟其中、唐万新、黄光裕，他们虽然曾经出过问题，但仍然值得尊重的企业家。”这些人当中，有几位企业家与彭剑锋的接触，就是源于他主编的那套介绍西方管理制度的白皮书。“在深圳宝安和华为之后，第三家找我们做咨询的是山东六和集团，当时六和规模很小，年销售收入不到一个亿,老板张唐之甚至买不起一套‘白皮书’。”
当提到六和的案例时，彭剑锋用了“感动”这个词来形容自己对当时这家企业渴望管理知识的感触。“第一次六和创始人张唐之专程从青岛坐火车来北京，当面提出折买这套书，就是为了省下500块钱，希望能打5折。我嘱咐人大的售书部把书打折卖给了他，我们在小饭馆倾谈之后，他又请我去做企业咨询。”由此，彭剑锋走上了不平凡的中国企业管理“实践之路”。
这条路并不平坦，困扰中外管理学界的一个悖论即是：处于实践一线的企业家，未必能够将其有效的管理经验总结成可供其他企业参考的理论，而处于庙堂之高的学者们，往往离一线的实践太远，他们的理论研究未必都能在实践的土壤里生根开花。尽管在人力资源研究领域著述颇丰，在企业实践与管理咨询界声望极高,但在学术界，彭剑锋笑称自己有时是被“边缘化”的，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影响中国的人力资源管理学者的评选，他并未被纳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