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作家罗伟章最新长篇小说《声音史》于近日出版。这本书曾入选2015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并荣获2015年度“十月文学奖”。罗伟章说：“我很早就想要以声音为媒介来写一部小说，因为在我看来，世上的许多情感，产生于声音。声音如同时间，不是后浪推前浪，而是后浪淹没前浪。新的声音意味着生长，可被它淹没掉的，并非消隐无痕。”

　　罗伟章1967年生于四川宣汉，现居成都。先后做过教师、编辑、记者、自由撰稿人。出版过《饥饿百年》《大河之舞》《太阳底下》等长篇小说。他的作品大多书写底层生活，因而他有了一个特别的标签——底层作家。但他坦言自己并不接受这样的文学命名，他认为文学没有边界，文学只有好坏之分，与题材、地域、流派等无关。

　　《声音史》写乡村的历史、现在与未来，写乡土灵魂的变迁，写冷漠背后的人性温暖。罗伟章的生活状态也通过虚构的小说隐约可见——当大多数人忙于应付眼前的苟且，他早已放下一切，去追寻远方的诗和田野。

　　童年记忆里全是苦日子

　　渴望用文字把这些苦表达出来

　　大多数走上文学道路的人，生命里都留有一块伤疤，不得不面对它。当你把它倾吐出来形成文字，就是一种表达。

　　我的老家在四川省东北部，属大巴山系，出石头和荒草，不大出庄稼，更不生钱。我刚上小学时，那里发生过一场天灾。庄稼最需要雨水的时节，连续73天滴雨不下，方圆数百里颗粒无收。那段饥饿的日子在我生命中留下无法磨灭的印记。后来，当有人在我旁边赞美阳光灿烂的日子，我都会想起过去，有一种饥饿的感觉。

　　正在这节骨眼，我母亲得了感冒，她不愿意花钱买药，仍像男人那样去挣工分，结果病越拖越沉，很快就卧床不起。母亲去世那年我6岁，妹妹只有两个月大，父亲抱着她去村里寻奶吃。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母亲是家里的顶梁柱。她去世前，父亲里外不管，她这一走，所有的担子都扔给了父亲。父亲完全没有抓挠，整个家庭陷入恐慌。父亲没别的本事，但格外重视读书。我的许多同学小学没毕业就停学了，但父亲砸锅卖铁也要送我们进学堂。

　　我上小学时，我的二哥正在读初中。二哥的语文成绩好，特别喜欢上作文课。他偏偏又遇上了一位擅写文章的老师，那老师常把我二哥的作文改得满篇红。二哥把作文本带回来念给我听，念到精彩处，就停下来，感叹老师的厉害。我听得入迷，由此知道，文字表达能跟自己说话，这实在太好了。二哥喜欢读书，他有巴金的书，还有一些明清演义，我都拿过来看。那些书（特别是巴金的《寒夜》）告诉我，世间还有别样的苦难，我的那点儿苦算不了什么。

　　活到现在，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是念初中时住校，厨房一个认识我的师傅见我终年吃不上肉，便偷偷把一份烧白肉扣进我碗里。我舍不得吃，把肉刨出来锁进木箱，想给父亲带回去。那是春末的一个星期三，我们要星期天才能回家。到家之后，肉已经长了白毛。父亲用开水把白毛洗去，流着眼泪，一绺一绺地撕下来，分给我的兄弟姐妹们吃。

　　念初中时，班上三十多个同学，有二十几个都订了文学刊物，互相交流。我没钱订，就看别人的。以前我学习成绩很好，老师很喜欢我，后来看上了文学刊物，再也无心上课，早自习啊什么的都拿来读小说。老师觉得我不可救药了。的确也是，高中以后，我的数学就只能考30分了。到高三我才突然醒悟，觉得自己必须上大学。不上大学的话，就只能过祖辈那样的生活，靠艰苦的体力劳动维持基本生存。所以我努力起来，专补数学。

　　有人说我的小说是“底层写作”。我经历了那样的童年，看到了那样的人生，不写那些你叫我写啥呢？现在，我的亲人和村里绝大部分年轻人都到外地打工去了。我经常能听到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故事让我感同身受，很自然地就会在一个恰当的时候表达出来。大多数中了文学之“毒”的人，都是因为事先喝了苦水，生活逼使他把苦水吐出来，形成文字，就是表达。

　　辞职到成都隐居写作

　　最初两年在家里闭门不出

　　上大学时，阅读给我的乐趣超过任何东西，甚至超过写作。我曾把但丁《神曲》中的《炼狱》篇全部背了下来。我一直认为，人类的智慧跟科学不一样，它不随时间的推进而发展，许多美好深邃的思想，埋藏在历史的河流里。大学期间，我靠写作补贴生活费，以写散文为主，小说写得比较少，也写诗，但诗写得很差。

　　大学毕业后我在学校工作四年,只要课上完，就耍，打球、打扑克、周末同事朋友聚会聊天。现在回头看那时的聊天，很重复，很无聊。但当时只能聊这些，因为无处安放你的时间。后来我去达州当地一家报社工作，慢慢地升职，在报社负了点儿小责，工作占据了我的白天，应酬又占据了我的夜晚，我更没法儿写作了。我多次想调到时间宽裕一些的单位，但均告失败。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路，如果我不认真写点儿东西就老去，我就只是在舔生活的盘子。这样说好像我在文学上有多大的志向，其实不是。人生只有一次，从人道的角度讲，只要不违法乱纪，不妨害他人，每个人都该做自己想做的事。

　　2000年8月的某个中午，我一个人呆在报社，猛然间发现我已经三十几岁了，再不写就老了！于是立即写了辞职信，第二天就走了。其实并不是说不辞职就不能写，我是想彻底斩断我熟悉的环境。

　　我与妻子一起从达州辞职，举家移居成都，过起“隐居”生活。很多人大惑不解，我的回答是：“对文学的热爱，是唯一的原因。”刚到成都时，我借钱买了房子。严格说我的写作生涯是从成都才开始的。大约有两年的时间，我和妻子几乎在家里闭门不出，每天早上起来站在阳台上看小区里的人匆匆忙忙去上班。过一会儿，回回神儿，进入自己的世界，写小说、读书。那一年，我只发表了一个中篇。我妻子更惨，只发表了一篇散文。这看起来不值一提，但我们还是为这种劳动带来的成果感到欣慰。我们不可能规定自己每天必须写多少字，只是知道每天必须劳动。“劳动”这个词是所有词汇中最让我感动的一个。

　　紧迫感无时不在。举债买房不说，全家一点儿稳定的收入都没有。头一年，我靠岳父岳母的退休金和一些老师朋友的资助过日子，同时也靠一种内在的自豪感推动生活。但是，有时我正写到兴头上，突然想到马上有一笔什么开销或者可能的开销还没有着落，我就会沮丧地停下手，垂下头，半个小时一动不动。我也并非不为稿费写作，只是不想把挣稿费当成第一目标。

　　现在有一种说法：许多人的人生在40岁时封顶。封顶就是“完成”。“完成”人生实在不值得庆幸，“未完成”才可能保持探究生命的热情。托尔斯泰80岁还在学习造句，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未完成”。他一生都在成长。

　　托尔斯泰是我的精神导师

　　网络时代依然要读《安娜·卡列尼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