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我也决心要写一本杜拉斯传。
计划酝酿了很久，也搁置了很久，到最后，最初的热情日渐冷却，蹉跎成一个仿佛不得不兑现的苍白诺言，为了履行一张白纸黑字的契约。
因为国内外关于杜拉斯的传记，就我知道的，光法国就已经出了十几种，国内已经翻译引进的就不下六七种……我能有什么新的材料、新的角度、新的发现？在杜拉斯真假莫辨的故事和盘根错节的文本森林里，我能寻找到什么？一次次，她狡黠地砌筑起文字的重重迷宫，又暗中留下一根甚至多根神话中的阿里阿德涅之线，指引读者一步步深入她的领地，靠近写作半明半暗的内核，在那里，我能看清楚她“内心的影子”吗？能触及她深不可测的绝望和痛苦吗？能观察到客观世界映入她心灵之镜或长或短的反射弧吗？仅凭对她几十年不紧不慢的阅读，一份日久生情的热爱和一丝隐约模糊的责任感吗？
二
1950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和龚古尔奖失之交臂；1961年，《长别离》获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1964年，《劳儿之劫》出版，拉康撰文“向玛格丽特·杜拉斯致敬”；1974年，《印度之歌》获戛纳电影节艺术和实验电影奖；1984年，《情人》荣膺龚古尔奖；1992年让-雅克·阿诺执导的同名电影海报贴得满大街满世界都是，梁家辉和珍·玛琪演绎的情爱在欲望都市泛滥成灾，小众、先锋和知识分子的杜拉斯终于成了一个“通俗作家”……
可以说，杜拉斯在生前就已经完成了对自身传奇的建构，用母亲抵挡太平洋的堤坝，用中国情人欲望泛滥的蓝色格子间，用“不能忍受”的“概念”的印度，用写作的黑色团块，用杀死商业电影的作家电影。而传奇的延续、阐释和神化却维系在自觉不自觉的读者对杜拉斯写作的迷狂，小说-戏剧-电影的三重蛊惑，在市场冰冷的逻辑面前施展的灵与肉书写的热舞。而死亡会加快时间的筛选，要么被读者淡忘，要么成为一种共同的文学记忆得以流传。杜拉斯有自己的风格，她独特的小音乐有一种咒语般的魔力，那些女人的名字，那些东方的地名，似乎只要一经她叫出口，一切就都中了魔，仿佛睡美人的城堡和森林。用那些“被解构、被挖空、深入骨髓的句子”，从欲望、激情、孤独、绝望中勾勒出一个特殊的领地，杜拉斯的领地。
2006年，杜拉斯辞世十周年之际，我们已然有种强烈的感受：杜拉斯的作品正在被经典化。那一年，《音乐》《痛苦》《广场》《死亡的疾病》《夏雨》《广岛之恋》被再次改编搬上舞台，巴黎电影影像中心（Forumdesimages）举办了杜拉斯电影回顾展，法国国家图书馆举办了她的手稿展和系列讲座，冈城的现代出版档案馆推出“关于爱”的展览，特鲁维尔的黑岩旅店举办一年一度的“杜拉斯日”……与此同时，法国各大报纸杂志也纷纷推出纪念专号或刊登大篇幅的纪念文章，如《欧罗巴》《文学杂志》《读书》《新观察家》《观点》《解放报》《世界报》《费加罗报》等等。据杜拉斯作品最主要的两家法国出版社（伽利马出版社和午夜出版社）透露，杜拉斯的大部分作品不仅是畅销书，而且还是“长销书”。同年4月法国《费加罗报》对杜拉斯作品在法国的发行做过一个统计：自《平静的生活》（1944）出版以来，杜拉斯的作品单单在伽利马出版社一家就已经累计卖掉了400多万册，每年Folio丛书售出杜拉斯作品的口袋本就有10万册。《广岛之恋》1972年以来已经卖了60万册口袋本，《抵挡太平洋的堤坝》1978年以来已卖出62万册（2005年卖出1,2万册），《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1991年以来已卖出16万册。在午夜出版社，《琴声如诉》从1958年出版以来卖了96,7万册，现在每年还保持1,1万册的销量，《情人》1984年以来在书店卖了140万册，在读书俱乐部卖了240万册，现在还保持每年1,8万册的销量。而随着杜拉斯作品全集一二卷于2011年、三四卷于2014年在“七星文库”出版，杜拉斯已然是端坐文学先贤祠的标准姿态：不朽。
而随着百年诞辰的到来，国内外各种出版、学术研讨、文化交流、电影回顾展、戏剧演出、作品朗诵会更是此起彼伏，热闹非凡，有时甚至是你方还未唱罢我方就已粉墨登场。单说国内，从2014年4月4日开始，从北到南，从东到西，报刊媒体掀起了一阵铺天盖地的“杜拉斯风”，中央和地方的报纸都或严肃或矫情地向法国女作家致了敬缅了怀抒了情。从发表文章的标题和内容来看，“情人”和“爱情”无疑是杜拉斯的关键词，加上“欲望”的发酵，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整个中国文坛都在如痴如狂地爱着杜拉斯那“备受摧残”的容颜。
三
布封说“风格即人”，认为风格就是作家人格的外化，展现了创作素材在作家思想深处的层次和调度，是作家智商和情商共同作用产生的审美感染力，也是作家的主观因素留在作品中不可磨灭的印记和标志。但不少单纯的读者容易把布封的话简单理解成“作品即人”，把作品和作家、虚构的小说和真实的人生划上等号，尤其是在一个现实和小说一样魔幻甚至更加魔幻的时代。埃伦娜·西苏在1969年获美第奇奖的小说《里面》写过一段话，很好地诠释了作家和作品之间的关系：“对我而言，写作的故事一如生活的故事，似乎总是首先始于地狱，最初是始于自我（ego）的地狱，始于我们内在的原始而悠远的混沌，始于我们年轻时曾与之搏斗过的黑暗力量，我们也正是从那里长大成人。”
2006年3月，法国文本出版社推出大开本的画传《玛格丽特·杜拉斯：生活就像小说》，作者让·瓦里尔前后花了9年时间收集整理材料，用300多桢原始图片、照片和手稿重构了杜拉斯的人生和创作轨迹。当作家的生活成了创作的底色和素材，当写作变成“充满我生活的惟一的事，它使我的生活无比喜悦”，纸上的生活在不知不觉中渐渐侵蚀甚或替代了真实的生活。尽管文字呈现的“自我”和“作家本人”是有距离的，这也是真实和“神话”的距离，而杜拉斯最擅长的就是把这种距离模糊化，让它变得暧昧不清。所以杜拉斯说：“当我越写，我就越不存在。我不能走出来，我迷失在文字里。”一方面，她越来越习惯用第三人称谈论起自己；另一方面，她说“我写作并无目的。我觉得我写就是因为非写不可。我不是有所为而写。我也不为女人写。我写女人是为了写我，写那个贯穿在多少世纪中的我自己。”于是，杜拉斯隐身在自我虚构重重叠叠的文本里，成为作品中的一个个似是而非的“人物”，怀着对文字的信仰，等待“无限的阅读”。
四
#p#分页标题#e#爱情是杜拉斯写作和生活的主题，但究其底，《情人》不只是一个爱情故事，《广岛之恋》《长别离》《琴声如诉》《印度之歌》《黑夜号轮船》……都不是，它们只是用一种连贯、反复的方式展现了印度支那湄公河畔的玛格丽特如何“生成”纸上的“杜拉斯”的过程，就像在暗房里洗照片，胶卷在黑暗中慢慢发生化学反应，慢慢显影，生活的“负片（底片）”最终变成了黑白或彩色的相片，在时间或记忆的长河中漂浮。
所以，我要写的，不仅仅是杜拉斯自身的传奇，剪不断理还乱、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爱恨情仇，也是，或者说更是一个朴素的、关于写作的故事，看她如何用文字构筑起自身的神话，一点点垒起抵挡时间侵蚀的堤坝。
五
今年1月初，书稿写到一半的时候，我去巴黎一个月，参加各种文化活动和学术交流。女性出版社社长安排我住在卡奈特街（ruedesCanettes）一栋中世纪的老房子里，离女性书店&出版社、双偶咖啡馆、花神咖啡馆、立普咖啡馆、圣日耳曼德普雷教堂和圣伯努瓦街都只有几步之遥。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左岸这个最文艺的街区就是杜拉斯生活、写作、介入政治的地方，走在路上，我甚至可以脑补她在上个世纪1950、1960年代坐在街头露天咖啡座的样子：短发，左手食指和中指夹着一根香烟，右手端着一杯波尔多红葡萄酒，闭着眼，仿佛看到了过去和未来。
记忆之场。也是遗忘之场。1977年，杜拉斯在和米歇尔·波尔特谈论《卡车》这部电影时说：“生活中百分之九十的事要被人遗忘的，不然人会发疯，人会死亡，如果这些经历过的时间都留在记忆中，人会死亡，这是不可忍受的……人们总说遗忘是一种遗憾，但是幸而存在遗忘，若一切痛苦、情欲、欢乐全都可以回忆起来，瞬间就会苍白无力，破坏殆尽，也就不会存在了……遗忘，这是真正的记忆……生活、作品、遗忘、记忆，对一切我只相信那种生理解释，我相信这一切都乱得很有道理。”
我很喜欢她的“一切都乱得很有道理”这个说法，尽管这种“听之任之”的态度在我写关于她的传记的时候并不可取，也不能让我用它为自己一再的惰怠和拖沓开脱。我必须让自己沉在一堆堆故纸堆里，努力去复原记忆，甚至还有遗忘。“消失的记忆需要花很长时间才会重新浮现。这些记忆的蛛丝马迹残留在本子上，不知道本子藏在哪里，由谁来看管，那些看管本子的人是不是愿意拿给你看。或许他们忘记了这些本子的存在，如此而已”。帕特里克·莫迪亚诺在《多拉·布吕代》中这样写道，但复原并非完全没有可能，莫迪亚诺认为那“需要一点点耐心”。要尽可能去找到那些本子，找到那些残留的记忆的蛛丝马迹。
六
24号除夕那天，我和另外两位中国厨娘一起，在巴黎近郊一个艺术家的公寓里准备年夜饭，约好了和六位法国老朋友一起过年。炸春卷的炸春卷，烧鱼的烧鱼，炖肉的炖肉，炒菜的炒菜……红色喜庆的餐巾纸搭配着高高低低的玻璃酒杯，热闹的人间烟火。快乐是真实的，但挥之不去的隐隐的烦忧也是真实的，大家都已经从新闻和各种社交网络上得知了冠状病毒（Coron－avirus），看不见摸不着却同样真实的存在。大家都宽慰几天后就要回国的我，说很快一切就会好起来的，中国有经验，SARS和禽流感不都扛过来了吗？
离开巴黎的前一天，我去了住所附近的两家药店，所有口罩都已售罄，店员抱歉地说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补货，圣日耳曼德普雷区的所有药店应该都是同样的情况，让我不用再跑了。我庆幸自己在武汉宣布封城的当天就在15区路过的一家药店买了十个FFP2口罩备着。沉睡的记忆被唤醒了，2003年国内发生非典的时候，我也在巴黎，那是我在法国注册读博的第二年，四月初回国前，也是各种让人慌张的消息不断传来传去，“法国老妈”特意给我准备了一大包口罩，叮嘱我回国后自己留一半，还有一半捎给她外派在马鞍山工厂上班的丈夫。
又一次，栖栖遑遑地去机场。尤其是这次来接我的网约车华人司机一路上咳嗽了好几次。为了避开早高峰，我们很早就出发了，天还是黑的。穿过巴黎一条条冷清的街道，昏暗而潮湿，有一种在莫迪亚诺的小说中穿行的感觉，只是我很清楚，这一切都不是虚构。
机场上只要是亚洲面孔，几乎清一色都戴了口罩，大家都憋着嗓子小声说话，实在忍不住要咳嗽，也是克制的，眼神中闪现出一丝歉意和慌张。漫长的等待，漫长的飞行。飞机上的位置还比较空，从巴黎到广州转机再飞回南京，我始终一个人坐一排，全程戴着口罩，闷得有些昏昏沉沉。
七
老曾开车来机场接我回家，一路上车辆比平时少了许多，开到市区也难得见到几个行人。回到家，洗过澡收拾完行李吃过东西后，我的一颗心终于放下来了。平时几乎不买菜不烧饭的老曾已经屯了一阳台的菜、一冰箱的肉、蛋和海鲜，进门的柜子上整齐地摆着几包口罩、酒精免洗洗手液、还有两大包板蓝根。他说爸妈家吃的用的也屯好了，现在全南京的人都宅在家里尽量闭门不出。
我本来就宅，平时多半也是在家弄弄花草、烧菜煮饭、翻译写作备课改作业、刷刷新闻和微信朋友圈。武汉和湖北的形势越来越严峻，南京也开始有几例确证和疑似。老曾去仙林和园家里给我搬来一大摞杜拉斯的书，我准备静下心来继续写我一拖再拖的书，但心很难完全静下来，一看新闻就有起伏，堵得慌。我的书写得很慢，我的灵感似乎也停摆了。
2月4日，南京开始实行小区封闭管理，每次老曾去超市购物或去父母家看望二老我都有些隐隐的担心。时间的概念淡化了，模糊了，不看手机便不知道是几号，也不知道是星期几。朋友圈已经有人开始写封城日记，也有人开始重读《鼠疫》《禁闭》和《瘟疫时代的爱情》。德勒兹说：“文学是向着不完美或未完成的方向运动的……写作是一个关于生成的问题，它总是未完成的，总是处于形成之中，超越了任何可经历的和已经经历过的体验之内容。它是一个过程，即一个穿越了可经历的和已经经历过的生活的生命过程。”其实阅读也一样，也是未完成的，也在不断地生成，也是一个（重复）穿越他人或/和自己可经历和已经历过的（差异）生活的生命过程。
比小说更荒诞的现实，冷清的春节，空无一人的街巷，都因为一个长得像水团花一样的病毒。
八
#p#分页标题#e#在城里宅了两周后，老曾开车和我一起搬回了仙林住。我得回我的书房写杜拉斯，我需要的不是一摞、而是我收集了二十多年满满一书橱和杜拉斯有关的书和资料，而且我也想念我一露台的花花草草。小区已经封了好几个门，只留了一个西门供车辆和行人出入，刷卡、测体温，门卫和保安一丝不苟。
很快，“云”上的日子开始了，学校开始各种网上授课和线上论文指导，寂寞的人开始“云拥抱”，无聊的人开始“云聚会”，热爱工作的人开始“云办公”……我开始“云购物”，像松鼠一样屯一堆吃的，再像松鼠一样咔嚓咔嚓啃一堆吃的。
虽然效率还是不高，但从早到晚在家还是可以做不少事情，多半是每天重复的事情，一日三餐，给花草浇水修剪枝叶（除非下雨），打开扫地机器人拖地，看书、写作、翻译、改作业、备课……我们用各自的方式在适应“禁足”的生活。因为Covid-19的蔓延，全球一半的人口都开始“禁足”，确证病例已经突破一百万。早晨听到警报声，全国哀悼，四月是残忍的季节……
在希腊神话中，诸神判罚西西弗，令他把一块岩石不断推上山顶，而石头因自身重量又一次次滚下山脚。诸神认为再也没有比进行这种徒劳无望的劳动更可怕的惩罚了。但加缪却说，攀登山顶的奋斗本身就足以使一个人心里感到充实。应该想象西西弗是幸福的。因为那岩石的每个细粒，那黑暗笼罩的大山每道矿物的光芒，都成了他一人世界的组成部分，世界荒凉，却并非微不足道，这是他对生活充满激情、对大地无限热爱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坦然接受命运就是西西弗的抵抗。
（2020年4月，南大和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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