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砚文

摘  要：汉语词汇中的典故词语来源于古典文献，同一个典源可以衍生出形式不同、而在意义上具有一定内在联系的典形，即同源异形典故词语。就意义层面而言，这类典故词语可以区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意义相同的，同时在形式上又有所变化：即改换词素、调整语序和增减音节;二是意义不同的，这主要是由于语言使用者为适应表达需要，从典源中提取的要素具有选择上的差异性。同源异形典故词语的形成机制主要体现在语境的限制、语用功能的不同和色彩意义的改变。了解同源异形典故词语，有助于对辞典编纂工作提出相应对策，同时应防止语言使用者割裂典形与典源之间的关系，以免造成误解。

关键词：典故词语;同源异形;界定;类型;形成机制

《中国典故大辞典》收录了来源于《汉语大词典》和古代典籍中的典故，包括每个典故的各种变式，共计三万两千多条[1]（P1）。这里所提到的“变式”就是本文的研究对象。关于典故词语变式的研究尚不多见，仅有几位学者从词性和意义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划分。罗积勇认为，由于“原典”本身的丰富特性，可以形成“谓词性”“名词性”和“足句式”的典面[2]（P68-64）。曹炜曾提出“同源异形异义典故词”这一概念，并将其界定为“几个不同的词出自于同一个典故，即同一个典故会形成形式不同、意义也不同的若干个典故词”;从意义的角度观察，他又将其划分为“形式不同、意义密切联系的”和“形式不同、意义没有联系的”两种类型[3]（P116-118）。两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这种语言现象进行了分析，但在其性质、形成机制方面还很少有人论及。因此，在语言研究中，需要对这类语言形式进行科学的概念界定，探求其作为语言符号的特性，并对其进行合理的分类，深入了解其形成机制，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本文以赵应铎主编的《中国典故大辞典》（以下简称《辞典》）作为语料，研究其中的同源异形典故词语，试图在这方面作出有益的探索。

一、同源异形典故词语的界定

總的来说，对同源异形典故词语的界定，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讨论：同源、异形、意义关联和是否固定为语言成分。

所谓“同源”，是指不同形式的变式来源于同一个典源。这里又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来源于同一个典源，在《辞典》中设立了一个主要条目，根据这一个主要条目发散出不同的变式，大多数典故词语都属于这种情况;二是来源于同一个典源，但在《辞典》中设立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要条目，每个主条又各自发展出不同的变式。比如，“风雨时若”和“雨旸时若”皆出自《尚书·洪范》：“曰肃，时雨若;曰乂，时旸若”，但仍作为两个主要条目出现在《辞典》中，这两种情况下的变式都属于同一个典源。

所谓“异形”，是指变式在音节数量和类型方面有所不同。正因为形式不同，才有可能被立为不同的副条。有些典故变式众多，如“和氏之璧”就有120个变式;音节形式包括双音节、三音节、四音节和五音节的熟语或者简缩句;从时间跨度来看，从东汉至明代皆存在这一现象，尤以唐代出现的变式为最多。

所谓“意义关联”，是指同一典故根据不同角度或者语境会演变出不同的意义，这些意义大多是对典故所蕴含意义的引申，因此，彼此之间会体现出相同或相近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有些变式含有多个义项，某些从变式意义再引申出来的义项会距离典源较远，某些义项则会由于使用语境的不同而造成情感色彩的变化。这些因素都会导致与典源和其他副条的关联性逐渐减弱，但仍然可以通过引申线索而寻求到它们之间的联系。

所谓“是否固定为语言成分”，是指在结构形式方面，这些变式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既有词和短语，也有语法结构完整的小句。其中，有些变式仅是在临时语境中出现，没有固定下来长久使用;有些变式则使用频率较高，已经成为文献中经常运用的典故词语。以“和氏之璧”这一典故为例，其变式“和氏璧”“抱璞”和“楚璞”等使用频率较高，已经固定下来，成为独立使用的语言单位;而“卞和知”“荆山耻”和“足刖”等变式，只在某些文人的个人创作中单次出现，固化程度较低，因此，这样的言语成分就不能算作典故词语。

综上所述，《中国典故大辞典》中的典故变式可以称为“同源异形典故词语”，它是一种来源于同一典源的形式不同但意义有所关联的词、短语和固定结构。

二、同源异形典故词语的类型

同源异形典故词语并不是孤立存在的，我们可以从语音形式和词语意义角度出发，将其划分为不同的类聚。从音节数量来看，它可以划分为单音节和多音节两种类型。同时，由于不同变式之间存在着意义上的关联，从意义类聚的角度来考察同一个典源中所包括的多个变式，又可以区分为意义相同的和意义不同的两种类型。

（一）意义相同

同一典源中，有些异形典故词语意义相同而形式不同。之所以会形成不同的形式，主要是源于改换词素、调整语序和增减音节三种方式。

1.改换词素

这类同源异形典故词语音节数量相同，但某些构成词素不同，这些相异的词素大致体现为四种关系：同义、近义、类义和种属。

1）同义关系

“鹊巢鸠居、鹊巢鸠据、鹊巢鸠踞、鹊巢鸠有、鹊巢鸠占”，即属于这类同源异形典故词语。其中，“鸠居鹊巢”出自《诗经·召南·鹊巢》：“维鹊有巢，维鸠居之。”比喻强占他人居处或措置不当。后演化出同义的异形典故词语——鹊巢鸠居、鹊巢鸠据、鹊巢鸠踞、鹊巢鸠有、鹊巢鸠占，其中的“居”“据”“踞”“有”，均具有“占有、占据”的意思。《礼记·坊记》：“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财。”《广雅·释言》：“居，据也。”《战国策·齐策三》：“猿猕猴错木据水，则不若鱼鳖。”高诱注：“据，处也。”可见，“有”“居”“据”的“占据”义出现较早，而“踞”的“占据”义则从其本义“蹲”引申而来。虽然其意义的产生在时间上并不一致，但用在这里所表示的词素义都是相同的。

2）近义关系

“秦娥、秦姬、秦女”，即属于这类同源异形典故词语。在以“乘鸾”为典源的典故中，描述秦女弄玉的有“秦娥”“秦姬”和“秦女”三个词语，其中，“娥”“姬”“女”，均用来形容女性，意义相近。“姬”表示对女性的美称，在《诗经·陈风·东门之池》中就已经出现：“彼美淑姬，可与晤歌”;后来也专指天子或宗室之女，见《宋史·礼志十八》：“‘姬’虽周姓，考古立制，宜莫如周，可改公主为帝姬、郡主为宗姬、县主为族姬。”“娥”亦有美女之义，如《文选·陆机·拟古诗十二首·拟今日良宴会》：“齐僮梁甫吟，秦娥张女弹。”后泛指女子。

3）类义关系

“囊中稿、囊中篇、囊中诗”，即属于这类同源异形典故词语。以上三个词语均来自典故“锦囊佳句”，该典故则出自唐代李商隐《李长吉小传》。据此文记载，李贺经常带着一名书童在外闲游，如果得到佳句就会写下来，投到书童背上的锦囊中;等到晚上回家，再整理成篇，投入另一个锦囊中。“囊中稿”“囊中篇”和“囊中诗”均用于表示“优美的文辞或佳作”，其中，所改换的词素“稿”“篇”“诗”，都指“作品”，三者有类义关系。

4）种属、整体与部分关系

“涸鳞、涸鲋、涸鱼”，即属于这类同源异形典故词语。以上三个词语均来自典故“涸辙之鲋”，该典故则出自《庄子·外物》，比喻处于困境、急待救援的人或物。“涸鳞”“涸鲋”和“涸鱼”所表示的意义是相同的，其中，“鳞”是覆盖在鱼类身体表面上的衍生物，它属于鱼身的一部分，从东汉时期开始，人们就以“鳞”代指“鱼”;“鲋”即“鲫鱼”，是鱼类的一种。由此看来，在异形构形更换的词素中，既有表示种概念和类概念的词素的换用，也有表示部分概念和整体概念的词素换用。同样的例子还有玉抵鹊、玉抵禽中的“鹊”“禽”，北冥鲲、北冥鱼中的“鲲”“鱼”，是表示种属概念关系的词素的换用;天池鹏、天池翼中的“鹏”“翼”，则是表示整体与部分关系的词素的换用等。

2.调整语序

这类同源异形典故成语音节数量相同，构成词素相同，但语序有所不同，又可以细分为两种。

1）语法结构不变

有些异形典故词语的语序改变之后，其词语本身的语法结构并未改变。这种情况一般出现在联合结构的典故词语中，其并列成分的前后次序颠倒了，从而形成同素逆序的关系，如“雪泥鸿爪—鸿爪雪泥”“踏雪飞鸿—飞鸿踏雪”等。可以看出，这些词语的顺序虽然有所改变，但其语法结构依然相同，仍属于联合结构。

2）语法结构改变

有些异形典故詞语在语序改变之后，其语法结构也随之变化。如“花满河阳”本为补充结构，颠倒语序后为“河阳花满”，变为主谓结构;“鸡鸣狗盗—鸣鸡盗狗”，第一层面上的并列结构没有改变，但是两个并列成分由主谓结构变为动宾结构。还有“虹贯日—日贯虹”“白虹贯—贯白虹”“骥伏枥—伏枥骥”“老马识途—识途老马”“李代桃僵—僵桃代李—僵李代桃—桃僵李代”，虽然构成词素相同，但是语法结构不尽相同。

3.增减音节

这类同源异形典故词语意义相同，但音节、语序、构成词素都发生了一定变化，形式灵活多样。这大多是由于适应不同语境或者语体的需要，而造成了典故的不同变式。如“吹箫伴侣、吹箫俦侣、彩箫凤侣、骖鸾侣”，“秦女、秦王女、嬴台女”，“河阳潘令、河阳宰”。值得注意的是，越是使用频率高的典故，其形式的多样化也越高，如“买骨、市骨、千金市骨、燕山买骏”“杜宇、蜀帝魂、子规啼血、望帝化鹃”“辽东鹤、鹤到辽东、千年化鹤还”。这些用例中既有同义词素替换的现象，也有语序颠倒的现象，错综复杂，变化多端，体现出古人构思的精巧、运用的灵活及杰出的创造才能。

（二）意义不同

这类典故词语虽然同属一个典源，但意义却各不相同。形成不同意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于典故内涵的丰富性，从而造成后人解读时的个体差异。罗积勇认为，在名词性典面中，故事的发生地和参与者十分重要，成为构成典面的主要元素[2]（P59）。我们发现，有些源于事典的典故，往往包含一段史实或者一个故事，其构成要素比较丰富，如人物、时间、地点、事物、结果等，其间的每一个要素都能够提取出一个意义，这样就形成了同源异形异义典故词语。下面，就以“箫史”为例加以分析。

据汉代刘向《列仙传·箫史》记载：“箫史（一作萧史）者，秦穆公时人也。善吹箫，能致孔雀、白鹤于庭。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女妻焉。日教弄玉作凤鸣。居数年，吹似凤声，凤凰来止其屋。公为作凤台，夫妇止其上，不下数年。一旦，皆随凤凰飞去。故秦人为作凤女祠于雍，宫中时有箫声而已。”

在这个故事中，出现的主要人物有箫史、秦穆公和秦穆公的女儿弄玉。其中，与箫史有关的典故词语有：箫史（萧史）、仙史、凤婿、秦客、吹箫人、吹箫客、凤楼箫、秦楼娇客、秦台吹管客。一般用来指称夫婿或情郎。与秦穆公和其女儿弄玉有关的典故词语有：秦娥、秦姬、秦玉、秦女、嬴女、凤女、仙凤、吹箫玉、秦帝女、秦王女、嬴台女、吹箫女、乘鸾女（“鸾”与“凤”同义）、乘鸾子、乘鸾秦女、乘鸾弄玉、乘鸾仙子、吹箫秦女。一般用来指称仙女或公主。由于箫史和弄玉结为夫妇，合指二人的典故词语有：箫侣、吹箫侣、骖鸾侣、乘鸾侣、跨凤侣、跨凤鸾、箫氏夫妇、吹箫仙子、吹箫伴侣、吹箫俦侣、吹箫凤侣、彩箫凤侣、乘凤仙人。一般用来指称相思的情侣、美满的夫妻或神仙伴侣等。

在这个故事中，“箫”这一乐器贯穿全篇，与之相关的典面有：秦箫、弄玉箫、嬴女箫、秦楼凤箫等。一般美称箫或者箫声。该故事中还有一个重要地点名为“凤台”，与之相关的典面有：凤台、箫台、嬴台、凤楼、箫楼、秦楼、凤凰台、凤女台、弄玉台、吹箫台、箫史凤台。一般泛指仙女或公主所居住的楼台。这个故事的最终结局是箫史和弄玉乘凤而去，与之有关的典面有：跨凤吹箫、跨凤秦楼、弄玉归云、骑龙弄凤、箫玉和鸣、嬴台乘鸾、吹箫逐凤凰。通常是指佳偶缔结良缘或者成仙飞升。

可以看出，“箫”“凤”“玉”“秦”“台”是所有变式中出现较多的元素，由此产生的异形异义典故词语，大多是以“地点+人物”“地点+事物”“事物+人物”“地点+人物+事物”等方式组合而成，其形式、意义均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三、同源异形典故词语的形成机制

需要指出的是，有些异形典故词语与同义成语或异形成语在形式上十分类似，但它们却是由不同的语言机制造成的。刘中富认为，同义成语是使用了不同的语言手段，因而造成了构成成分不同;而异形成语是由于书写用字不同造成的，一般是使用了异体字、假借字、古今字、异形词、通用字，或者是同音误书、附会理据造成的，前者是词汇学或者语汇学研究的对象，后者则是文字学的范畴[4]（P22-23）。同源异形典故词语则与二者不同，其形成过程虽然也受到文字书写因素的影响，但从语言使用的角度来看，更多的是由于人们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根据个人认知和表达需求而作出的不同选择，这主要体现在语境的限制、语用功能的不同和色彩意义的改变三个方面。

语境的限制

语境是各种影响语言使用的条件因素，使用语言的主体和客体、说话的场景、时代环境都属于构成语境的一部分。由于典故基本上是来自古代典籍，大多具有浓重的文言或书面语体色彩，既不易理解，也难于记忆，因此，后人在使用时会略加改易，采用相对白话一些或口语化一些的表达。如“白马清流”出自《旧五代史·梁书·李振传》：“天祐中，唐宰相柳璨希太祖旨，谮杀大臣裴枢、陆扆等七人于滑州白马驿。时振自以咸通、乾符中尝应进士举，累上不第，尤愤愤，乃谓太祖曰：‘此辈自谓清流，宜投于黄河，永为浊流。’”后用为清正有德之士被谗害之典。清代钱谦益《吴门送福清公还闽八首》其五曾引用了这一典故：“恩牛怨李谁家事，白马清流异代悲。”如果不了解典故的来源，可能就会将“白马”误解为“白色的马”，它实际上是指地名“白马驿”。清代孔尚任在《桃花扇·归山》中则引作：“莫不是清流欲向浊流抛，莫不是党碑又刻元祐号？”这样变换为“清流欲向浊流抛”后，就比“白马清流”通俗易懂一些，同时也符合人物的角色身份及唱词的押韵规则。

（二）语用功能不同

冉永平指出，在交际中选择习语可以增强生动性、说服力，凸显说话人或者作者的某种见解和认识，最重要的是，它们可以传递一种隐含信息，委婉地表达说话者的观点[5]（P138）。冉永平所提到的“习语”，主要包括谚语、歇后语、俗语、引语等。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典故词语的形式与谚语、引语极为类似，也具有一定的委婉语用功能。

比如，“画虎不成反类狗”这一典故出自《后汉书·马援传》：“效（杜）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也。”后比喻好高骛远，达不到目的，被人作为笑柄;亦比喻模仿不到家，反而不伦不类。其异形有“画虎刻鹄”“画虎无成”“画虎类狗”

“画虎类犬”等。清代李绿园《歧路灯》第十一回曾使用了“画虎类犬”典故：“侯冠玉道：‘……这大相公聪明的很，他是看猫画虎，一见即会套的人。’孝移微笑道：‘端福不甚聪明，恐画虎类犬。’”在这里，谭孝移用“画虎类犬”回答了私塾先生侯冠玉的“看猫画虎”，委婉地道出了儿子“不够聪明”的隐含信息，其中亦含有谦虚的成分。再如，北宋梅尧臣《观居宁画草虫》诗：“古人画虎鹄，尚类狗与鹜。今看画羽虫，形意两俱足。”这里运用了“画虎鹄”典故，来衬托居宁画艺的高超，增强了表现力和说服力。

使用不同的异形典故词语，也会起到避俗求雅、平中出奇的语用功能。《晋书·王羲之传》曾记载了王羲之写经换鹅的轶事：“山阴有一道士，养好鹅，羲之往观焉，意甚悦，固求市之。道士云：‘为写《道德经》，当举群相赠耳。’羲之欣然写毕，笼鹅而归，甚以为乐。”由此而产生了“笼鹅”“鹅经”“换鹅书”“山阴鹅”等异形典故词语。由于王羲之曾担任右军将军，所以人们也将白鹅称为“右军鹅”，甚至将“鹅”字去掉，直接把“右军”作为“鹅”的戏称。北宋沈括《梦溪笔谈·讥谑》云：“吴人多谓梅子为‘曹公’，以其尝望梅止渴也。又谓鹅为‘右军’，以其好养鹅也。有一士人遗人醋梅与燖鹅，作书云：‘醋浸曹公一甏，汤燖右军两只，聊备一馔。’”从现代人的视角来看，这宛如打哑谜一般，但在传统社会，为追求表达效果的新奇别致，类似这样的“哑谜”却很常见，如毛笔的别称就有“管子”“毛颖”“龙须”“秋毫”“中书君”“管城子”等。可以说，这类典故词语为文人墨客遣词造句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三）色彩意义的改变

色彩意义是词语所表示的某种倾向或情调，一般情况下，它是社会约定俗成的。有些同源异形典故词语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一样的色彩意义或情感取向。比如“鸡鸣狗盗”，该典故源于《史记·孟尝君列传》，齐国孟尝君曾被秦国扣留，其中的一个门客装作狗潜入秦宫，偷出狐白裘献给秦王的宠姬，才得以释放。另一门客装作鸡叫，骗开函谷关城门，才得以脱险逃回齐国。后来以此形容微末技能，属于中性词语。之后，产生异形词语“狗盗鸡鸣”，由“微末技能”而引申为“偷偷摸摸”。清代文康《儿女英雄传》第十七回：“报仇的这桩事，是桩光明磊落、见得天地鬼神的事，何须这等狗盗鸡鸣、遮遮掩掩？”之所以会发生色彩意义的变化，主要是由于人们对该典故词语的理解出现了偏差，人们仅看到其字面上的“狗”“盗”等构词语素，便认为是贬义词，并赋予其令人厌恶的色彩意义。值得注意的是，“鸡鸣狗盗”还有“鸡鸣偷渡”“鸡鸣函谷”两个变式，前者指“以智脱身”，如清代杨潮观《吟风阁杂剧·黄石婆授计逃关》：“欲待鸡鸣偷渡，且来弹铗高歌。”后者指贡献出卑微小技，如唐代顾云《上右司袁郎中启》：“岂可使鸡鸣函谷，只美冯谖;龙跃天衢，独传文举。”这两个异形典故词语则是褒义的。

又如“荆钗布裙”，该典故出自《太平御览》卷七百十八引《列女传》：“梁鸿妻孟光，荆钗布裙。”本指东汉名士梁鸿的妻子孟光以荆枝为钗，以粗布为裙，亦以此指称女子的服饰简陋朴素。古代男子为达到自谦的目的，通常会谦称自己的妻子为“荆人”“荆妇”“荆妻”“荆室”“山荆”“拙荆”“寒荆”等，甚至连去世的妻子也称为“亡荆”。

异形典故词语的色彩意义，大多是由于使用者根据不同的文体或语境，按照自己的理解来传情达意时形成的。同时，典故词语的色彩意义与理性意义是相辅相成的，理性意义的改变会引发色彩意义的变化;反过来，色彩意义的变化也强化了理性意义的固定形态，并加速了临时典形固定为词语的进程。也就是说，色彩意义是附加于理性意义之上的，两者共同组成该异形典故词语的完整语义。在形成不同的色彩意义时，自然要使用不同的语言手段进行表达，因此，也就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同源异形典故词语。

四、余论

同源异形典故词语是词汇系统中的特殊语言类别，是来源于同一典源的形式不同但意义有所关联的词、短语和固定结构，它的存在体现了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理据性共存的特征。從意义的层面上，可以将其划分为意义相同和意义不同两大类型。意义相同的，其词语的表现形式有别;意义不同的，则取决于提取典故要素的角度。对于其形成机制的考察，要区别于“异形成语”，深入挖掘语言使用因素的作用，其中，语言使用的语境、所要表达的效果和体现出的语言色彩是主要的限制因素。

同源異形典故词语存在于从古至今的文献典籍中，某些产生时间较早的典形已经消亡，仅保留在古籍和辞典中。而流传下来的词语意义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有的义项逐渐增多，有的则附加了不同的色彩意义。这些历时发展过程中的变化，都反映着不同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和人的主观认识对典源的影响。在共时平面中，异形典故词语的动态状况主要表现为由言语成分向语言成分的转化。典故的典形主要是来源于语言使用者的创造性，多出现在诗词、小说、戏曲等具体语境中，有的只是临时存在，有的则在相似的语境中反复使用，逐渐固定为语言成分，并进入到汉语的词汇系统中。同源异形典故成语在共时平面上的词素差异和语序变化、历时进程中的意义演变，都值得学者深入探讨，进而为汉语词汇史的研究作出贡献。在辞典编纂中，也应该对这种语言形式引起足够重视，从而提高汉语使用者对典故词语的熟悉程度，避免在理解、使用典故词语时产生典形和典源割裂的问题，以致误解、误用。

参考文献：

[1]赵应铎.中国典故大辞典[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2.

[2]罗积勇.用典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3]曹炜.现代汉语典故词初探[J].广西社会科学，2005，（1）.

[4]刘中富.汉语同义成语和异形成语的区别与释义问题[J].辞书研究，2012，（6）.

[5]冉永平.语用学：现象与分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On the Definition， Type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Chinese Allusion Words with Different Forms

Wang Yanwe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Foreign Language， Qingdao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Qingdao 266525， China）

Abstract：Chinese allusion words come from the classical literature， the allusion words with different form but meaning connected can be derived from same source. Such allusion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of the same meaning and different meanings from the meaning angle， the former one has difference of morpheme， word order and the addition and subtraction of syllables; the latter one is due to the selective differences extracted by the language users from the classical sources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expression.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lies in the limitations of the language environment， the different pragmatic functions and the change of the color meaning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use. It is helpful to supplement the research on the dictionary compilation， to avoid language users to sepa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m and meaning， so that cause misunderstandings.

Key words：allusion words;different forms from same source;definition;type;format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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