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中的思想研究很容易变成政治哲学式的研究，政治哲学的核心是为了回答“好政治”、人性与政治的关系，无疑是很重要的专业追求。人类需要一个又一个的理想化图景来引导人类去追求。这其实就是中国人说的“六经注我”，思想史中的思想研究其实就是一种工具主义的政治活动，而非一种复原真相或者接近故事真相的学术探究活动。但是20世纪的世界文明意味着什么呢？工具主义的政治活动让很多理想化图式都变成了一元论的普世主义，结果20世纪的世界政治变成了几个“一元论”之间的厮杀。可见，政治哲学既给人类以智慧，又招致人类之间的仇恨。这就是为什么后人总是要把“极权主义”的原罪归咎于柏拉图（Plato）、黑格尔、马克思等。他们与极权主义有关系吗？即使有，也是后人强加给他们的，或者是因为后人的研究路径出了问题，即进行“思想大串联”并构建一个又一个乌托邦去引导人类思想。

两种研究路径的难易程度是不一样的。思想史中的思想研究读几本“经典”就可以了，至于到底是不是“经典”，或者是什么性质的“经典”，研读者可以不问，或者无从问起。比如，被国内学术界视为“经典”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到底是一部学术经典还是一部“文化帝国主义”作品？政治哲学路径的研究肯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意识，只能是陷于韦伯式学术套路而不能自拔，读者自己的文化甚至被韦伯矮化、妖魔化而不能自知。相反，如果从“历史中的思想研究”出发，不但要熟悉思想家的著作，更要广泛地阅读思想家所处的时代、思想家的“现实性”关怀。这种“历史的比较政治研究”，给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诚如亚里士多德一样去理解那么多的“国家”。但是，唯有如此，思想史研究才能取得与众不同的新成果。不得不说，政治哲学的路径即“思想史中的思想研究”对于我国一些学者而言，是一条很难出新成果的研究路径。

（二）“历史中的政治思想研究”基本上是关于政治共同体演进中的“时间性”研究

如果是“思想史中的政治思想研究”即政治哲学式的抽象性观念链接，就必然形成水火不容的、派系林立的所谓“流派”。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政治哲学的“好政治”是一种乌托邦，研读者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景去取舍历史上的思想产品，把历史上的思想家变成了自己，或者自己变成了历史上的思想者本人。这是研究者自己给历史人物的思想镜像，把历史人物格式化或模块化。这样，生活中的偏好变成了帮派式的思想冲突，或者说把历史人物拉进自己的帮派，把彼此不相关或者本身没那么冲突性的思想人物，搞成势不两立的流派。

但是，从“历史中的政治思想研究”路径出发去研究人物，就会发现，每个“大人物”其实都是在探究自己时代的共同体危机的答案，每个“大人物”的思想都具有复杂性、多样性、多向度性，但其问题关怀的主旨是明确的，或者说是可以找到其思想主旨的。对政治学学科影响最大的西方政治思想史而言，人类最初的政治共同体就是古希腊城邦，关于城邦的问题研究就成了政治学的知识原点。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说是争论较少的，至于后人关于整体主义好与坏的争论，则是后人与亚里士多德的争论，而不是亚里士多德本人的问题意识，他只关心常识性知识：对于城邦而言，没有整体，部分就失去了意义，无所谓城邦了；而部分的缺失或者被无视，这一定有损整体性城邦的存续。

在政治科学或者经验研究的意义上，亚里士多德开创了政治学理论的知识体系。时间超越了罗马时期和中世纪，到了近代，人类的政治共同体面临空前挑战。

第一步，是在丛林规则中如何寻找秩序、如何“立国”的问题，因此自文艺复兴之后，先后有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让布丹（JeanBodin）的国家主权论和霍布斯的利维坦（“主权人格”），这是现代国家的起点，秩序优先，主权与权威至上。也就是说，以霍布斯为代表的思想家，提出了关于秩序、关于立国的国家权力理论，在西方语境中，就是所谓的“现代性”，有秩序的共同体是现代性的象征。有秩序的政治共同体是人类永恒的问题，过去有秩序的，并不是一劳永逸的永远有秩序，何况有秩序的共同体的到来在世界历史中有先有后，这就是德国历史学派以及后来的新国家主义者如塞缪尔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的思想依然有巨大影响力的重要原因。关于秩序，主要有两种声音，一种是分权制衡，比如从查理路易 孟德斯鸠（CharlesdeSecondat，Baronde Montesquieu）到美国建国者都是这种声音的代表者；一种主张集权主义，从黑格尔到卡尔施密特（CarlSchmitt）都是这种声音的主张者。后来人大多是在二者中选择、争论，但对于后发国家而言，不存在着理论的好坏问题，只存在着实践的适用性问题，管用的才是好的，治国理政来不得半点含糊。

第二步，秩序有限实现谁的利益。秩序既是目的又是工具，但建构有秩序的共同体说到底是为了生活在其中的人类。人类是一个整体性概念，但在共同体生活中，人类充满着矛盾与冲突，其中不变的道理是，永远是强势阶层的权力、权利优先实现，或者说秩序本身首先是为了保障强势阶层或者支配阶级的利益。这样，在共同体演进的意义上，支配阶级的利益的主张者便是洛克提出的生命权、自由、财产权等权，说到底是贩卖奴隶的洛克所代表的阶级的权力或权利。劳动创造的物质才叫财富，这为当时的殖民扩张找到了最好的借口，因为美洲、非洲的物质是自然的，不属于当地人的“财产权”，只属于新殖民者。支配阶级获得财产之后就会在“劳动”的休闲季节召开议会，而且主权在议会而非国王，即著名的“议会主权”理论。这就是共同体理论即国家理论的第二步，即如何保障支配阶级的权益。洛克之后的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法国启蒙思想家、之后的阿历克西德 托克维尔（AlexisdoTocqueville）以及当代的弗雷德里希 奥古斯特 冯 哈耶克（F A Hayek）等，都是这一思想脉络上的辩护者。

第三步，支配阶级“劳动”的一个副产品必然是被支配阶级，或者说没有财产权的劳动阶级。现代性政治的第二个特征是平等性与大众性，这样就有了呼唤“人生而平等”的让雅克 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的人民主权思想。到了马克思这里，人民主权思想就变成了以政治革命而实现的无产阶级专政，从“必然王国”通向“自由王国”，马克思因此而成为千年来影响最大的思想家。至此，洛克的信徒虽然不会少，但卢梭—马克思的追随者更多。现代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一大脉络即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家们，英国的费边社、欧陆的考茨基—伯恩斯坦—卢森堡等，再到东方的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都是马克思思想脉络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