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之后学界兴起了现代化研究，主要是因为世界范围内出现了民族民主解放运动，新兴国家大批涌现，西方需要认识他们并“引导”和改造它们，以便使它们成为自己，因此以“现代化”为名的政治发展研究开始兴起。其中美国还专门成立了比较政治学委员会以推动这一研究浪潮，其作用影响至20世纪70年代。在现代化研究中，流行的研究范式就是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A.Almond）基于美国政治制度之政治功能所建构的结构功能主义，其1958年出版的《发展中地区的政治》最为典型，以结构功能主义套在所有国家和地区身上，无论是东亚、中东、南亚、还是非洲和南美，都用结构功能主义这一模型去套。可见，阿尔蒙德等人的《发展中地区的政治》其实就是教条主义的教科书。

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因其无效性渐渐为后人抛弃，但20世纪70年代后期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开始华丽转型，行为主义时代的那些研究结构功能主义方法论的学术共同体，开始转向理性选择主义，量化模型开始流行起来，在当下又很自然地转化为所谓的“大数据研究”。简单地说，这些“科学主义”色彩的方法论，都是为了论证特定研究主题而提出来的，或者说是为了论证特定主题或者命题，而不是为了方法而方法；但当命题错了的时候，所谓科学的方法就会离现实愈加遥远。

20世纪80年代，以推动民主转型为志趣的“转型学”开始流行起来，强调不管起点在何方，无论是社会主义、威权主义、独裁政治等，最终都要发生民主化转型，虽然转型的结果不太确定。被称为“转型范式”的转型学，是由研究南美国家的菲律普施密特（PhilippeSchmitter）、吉列尔莫 奥唐奈（GuillermoA.O’Donnell）在1984年的《威权统治的转型》中提出的，而1987年亨廷顿的“民主化的第三波”提出两次政党轮替是民主巩固的标准，则坐实了“熊彼特式民主”。

无论是研究现代化的结构功能主义，还是推动民主化转型的转型范式，说到底都是为了证成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即将基于国内政治研究的理论模式全球化。在现代化和民主化研究的范畴下，很多学者提出了很多次级范式，比如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所提出的“政治衰朽”“普力夺社会”概念，在此基础上乔尔米格代尔（JoelS.Migdal）提出的“强社会中的弱国家”和“观念中的国家与实践中的国家”，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1989年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后来亨廷顿又提出的“文明的冲突”“国民性危机”等概念，这些都是比较政治学的较有影响的理论性概念。

（三）研究国家间政治的国际关系理论

我们熟悉的以“三大主义”为主线的国际关系理论，即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除了建构主义是一种哲学方法性质的理论，现实主义和自由制度主义都是典型的论证即时性国际关系的理论。古典现实主义被改造为结构现实主义，是因为古典现实主义的关键词或者说本体论是“帝国主义”，这对冷战中的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如刺在喉。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最大贡献，与其说是论证了两极结构的合理性，不如说是完成了现实主义国家政治理论的“去帝国主义化”，论证了帝国、霸权的合法性。冷战后，已经成为单一霸权的美国，不在乎所谓的帝国不帝国主义，公然主张帝国霸权政策，这就是理论上的进攻性现实主义[3]。与此同时，温和的事实性现实主义者则提出了看上去更具有包容性的自由制度主义，即以自由制度吸纳其他国家，完成“自由世界秩序”的建构，其中的关键词有相互依存（问题是谁依存于谁？）、民主和平论即民主国家之间无战争，从而实现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Kant）的“永久和平”，“软权力”即自由主义民主的文化和制度更有吸引力。所有这些，构成“历史终结论”的家族概念。政治口号性的“历史终结论”已经没有市场了，但学术化包装的理论和概念，即前述的“家族概念”却依然有些市场。如果没法在理论上辨析其性质或者真面貌，现实就很残酷，特朗普政权为什么放弃所谓的“相互依存”所构成的“自由世界秩序”？英国人为什么不选择“相互依存”而脱欧？欧陆为什么极右政党开始兴起？所有这些，其实都是对所谓的自由制度主义的挑战。

从学科角度梳理政治学理论的演化，可以发现当下的人类其实是生活在“小人物”所诠释、所建构的世界政治中，现实政治研究和历史研究是政治学理论的生命力所在，这些研究也符合政治学的学科规定性即如何理解并回答现实性重大政治社会问题，思想史上的“大人物”至少离西方的现实政治很遥远，恰恰是西方学术界的大量的“小人物”在打思想冷战，将自己的观念变为国家的、公众的观念，从而为赢得冷战立下汗马功劳。对政治学理论的学科梳理，也会让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政治学的理论现状、学科地位。

四、学科范畴视野下的中国政治学理论

政治学理论的重大发现都直接来自经验研究，包括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经验。有了学科标准，对应思想史研究、历史社会学和世界政治学科，就能更好地发现中国政治学的现状与问题，即遗憾、困惑和缺失远远大于所取得的成就。

（一）思想史研究是基础理论研究吗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思想史、尤其西方政治思想史曾一度是显学，大量的研究力量集中于此。思想史被认为是基础理论研究，即思想和理论的源泉。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思想史研究是基础理论吗？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房宁研究员的看法非常值得重视，他认为真理一旦被发现被认识就简单了。在他看来，政治学的理论基础或者思想来源更重要的不是已经发现的思想，而是能否催生新知识、新思想的那些学科和实践知识，比如廉政学的基础理论，不是前人说过什么，而是行为科学和心理学；相应地，政治学的基础理论或者知识来源则是经济学或社会学，也不是前人说过什么。[4]

本文认为，即使思想史是一种智慧的来源，在学科意义上，至多是一种途径，且不是重要的途径，重要的途径是前述的历史研究所形成的历史社会学和现实政治研究所形成的世界政治学科。思想史研究可以提供思考的智慧，但不能提供对现实问题的解释，更不能提供对现实问题的答案，而解释和答案则是政治学的学科规定性，否则就不能称之为政治学了。

即使政治思想史研究能提供些智慧，也可能是偏离了原典作家本人思想的智慧。研究者一定要意识到“政治思想史”是专门就思想家关于“政治”的看法之编撰，而每一个思想家都是历史语境中的人，其政治观点总是与特定的经济、文化环境分不开，甚至有很多经济思想或其他方面的思想，但是“政治思想史”则是后人对前辈“政治”论述的理解，结果并不必然反映思想家的真正思想，至少可能不是全面的思想。比如，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后来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动物，到市场经济“脱嵌”于社会并凌驾于社会之上之后，人则可能是经济动物。人性的变化是社会结构变化的结果，剥离掉社会结构而去汇编政治思想史，结果必然是“思想史中的思想研究”路径，本来历史上积累下的智识传统则可能助推了观念至上，使社会生活变成了观念的战场，世界政治变成了信仰政治。对照20世纪的世界政治史，教训可谓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