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思想史研究的第二个问题，国内不少研究者都是沿着本文所说的“思想史中的思想研究”而进行观念的链接，与其说是在“无问西东”，不如说“不知东西”（即失去了方向）。比如，对历史社会学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进行“思想史中的思想研究”，就很难理解韦伯在说些什么。从欧洲史、全球史和宗教史的线索看，就应该知道韦伯的“新教伦理带来资本主义精神”命题不成立；不但不成立，《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还是一部典型的帝国主义作品，一种矮化其他文明体系的主张民族主义的应景之作。[5]

事实上，能进行系统的、整全性的观念链接，已经算是上乘研究水平，比如能否对自由、民主、法治、公正等关键词进行历时性研究而达成整全性的“观念的链接”？能够的话，就是思想史研究中的上乘成果，比如弗里德尔希尔（Friedrich Heer）的《欧洲思想史》，这种研究必然少不了“历史中的思想史研究”的路径，在历史中才可能进行好的“观念的链接”。

“思想史中的思想研究”路径的一个结果便是聚焦于个别人物研究。既然是个别人物研究，就应该占有该人物的所有作品，比如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作品，读密尔的《论自由》《代议制政府》《英属印度史》《论社会主义》，会发现密尔绝不是中国大陆流行观念中的密尔，他不但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还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帝国主义者，甚至还有社会主义的情愫。更重要的是，密尔在回答他的国家、他的时代的重大问题，虽然富有智慧，但却不一定是真知，这是我们所必须牢记的，不能把所谓的智慧当作真理；智慧有助于读者同情地理解前辈，而真理则是用来解释和回答现实问题的，可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研究重要人物的重要思想也就罢了，问题是，很多文章简直是莫名其妙，发掘一些人物或人物中的细枝末节，不但没有实践的价值，即使在纯粹的知识意义上，也不知道意义何在。笔者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学术顾问十多年，对此感受很深，很多文章的题目就让人感叹。我时常想，西方的年轻学者如果博士论文聚焦于王阳明的甚或孔子的A思想、B思想、C思想研究，他还能找到工作吗？

由于思想史的研究路径严重地偏离了“亚里士多德传统”，不去从比较政治发展或政治共同体建设的路径去研究政治思想，因此能够被称得上发现性的研究成果极为有限，从而也难以对政治学理论的建构贡献什么。用房宁研究员的话说，“中国政治学大量的研究活动，还是在温习和整理普通政治学知识之中打转转，真正能够研究和解决现实政治问题的专业性知识还不多。”[6]只有把中国政治学放在学科范畴内对照，才能理解这个判断并非没有根据。

（二）中国政治学有历史社会学研究吗

很多学者感叹中国政治学根本谈不上历史社会学研究。因为中国政治学界虽然熟悉“摩尔学派”“梯利学派”，曼的历史社会学，但几乎无人传承其衣钵，因为基于大历史或比较历史的研究，显然比读几本圣贤书更具有挑战性，但是如果去做了就会更有学术价值与理论收获。

中国历史学有从历史研究中得出以史为鉴的规律性总结，但这显然不是从历史研究中得出政治社会理论的历史社会学。和历史社会学有点非直接关系的是罗荣渠关于比较现代化的研究，其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一元多线”的现代化史观。如果把海外华人学者的研究划为中国政治学的范畴，许田波从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与国家形成，类似“梯利学派”，即以中国历史来验证“战争制造国家”。赵鼎新以研究大历史见长，提出了“儒法国家”的概念，用于分析中国国家的起源和变迁历程，应该是一种典型的历史社会学研究。

笔者10年前在比较历史研究中提出了“政党中心主义”概念，自认为是历史社会学作品。笔者认为，社会科学脉络是制度变迁或国家建设历程的理论化总结，英国、美国在建国历程中以商人集团为核心力量，这一大历史经验必然是所谓的社会中心主义即个人中心主义，其假设就是自然权利、社会契约论等。法国、尤其是德国的国家建设历程，因为官僚制居主导作用，结果就是德国特色。但后发国家普遍需要的国家中心主义，其假设是国家高于社会，即亚里士多德式命题：没有整体就没有部分。无论是社会中心主义还是国家中心主义，都不能回答后发国家依靠政党建国的大历史，俄国、中国以及很多后发国家，事实上都是政党建军、建国、建政的历程，这个大历史事实上在理论上就是政党中心主义，其理论假设是谁来组织国家、人民性如何实现等。[7]人民主体性不会自动实现，需要有代表性政治力量去组织人民实现自己的权利，这个政治力量必然是作为整体性而非部分性的政党，政党是“民本主义”的意义而非英文中部分（Part）的意义。

相比较社会中心主义，政党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并没那么强烈，但它是一种更加清晰线索的历史存在，因为社会中心主义刻意抹去了国家建设中的国家、政府的力量，显然具有非历史性。这一刻画历史进程的概念，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党史-党建研究中得到更多的重视。

“国家建设”正在受到更多中国政治学人的重视，但是我们不能从人物研究出发去研究“国家建设”这个历史社会学话题，否则就很容易以当下观念、甚至个人研究者的观念套在所研究的人物头上，去裁剪历史，把实实在在的、无比复杂的“国家建设”变成了虚幻的、非历史的意指。历史社会学研究“国家建设”的路径是在比较历史中研究关键点（包括关键人物和关键事件）而得出理论，即在历史研究中产生理论，在历史研究中修正研究者自身的观念，坚决反对把自己的观念强加在历史进程中的国家。所谓的“施派”就是用研究者的观念去剪裁历史，不喜欢保守的“施派”的自由派切莫走上“施派”的套路，但很难避免，二者在套路上很近似，但都与历史社会学不搭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