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有国际问题研究而无专门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观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帝国主义论等，最有影响力的政治理论命题是“三个世界”的划分。改革开放之后，伴随着国际政治学的兴起，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扑面而来，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三大主义”即结构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如前所述，建构主义是一种哲学方法而非理论，结构现实主义和自由制度主义都是对现状性世界结构的肯定性论证。因此，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流行的这些理论，事实上是在用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去看待国际问题乃至看待中国对外政策，把中国当成美国去分析，使得很多人在外交政策观察或研究中（有的谈不上研究，只能说是观察）带有严重的价值承诺，比如在中东问题上、在朝鲜半岛问题上，这些误导了中国的对外政策研究，也误导了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更谈不上有助于中国对外政策的制定。

中国作为一个唯一存续下来的大型古文明体，在对外关系上有着极为丰富的历史经验和先进的观念，然而这些被很多学者置于脑后却以西方理论观察中国和世界，其问题早晚会暴露出来，业内不少人士也多有不满，因而提出了“中国气派的国际关系理论”。具有“中国气派”的国际关系理论无疑就是赵汀阳所论证（注意，这里用“论证”而不是“提出”）的“天下体系”，为世界国际关系理论界所关注。基于中国文明基因的“天下体系”理论，能够很好地诠释中国的外交观念，比如从过去的和平共处等“五项原则”到今天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西方的哪个国际关系理论能解释中国的大外交？因此我们千万不能把西方人基于自己历史的现实主义理论诠释成中国祖宗的行为，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历史本体论是帝国主义，而“天下观”是中国的历史血脉，其本体论是“大同”，而同样讲究“实力政治”的中国人，“实力政治”充其量只不过是为实现“天下观”的一个下位策略而已。

“天下体系”所受到的国际同行的重视启发我们，有价值的政治理论，一定是基于特定历史文化和政治实践从而具有内生性的，而不是用外来概念解释没有内在逻辑关系的政治实践。

五、结语：中国政治学理论的根本问题与出路

思想史、历史社会学和现实政治研究的三大学科资源，也就是我们主张的以政治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是理论、历史与现实的统一性。其中，中国政治学历来不乏作为政治学理论来源之一的思想史的研究者，但研究路径有待开拓，更有待提升，否则，即使对待一些简单的思想性命题，比如前述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类的命题，就很难辨识，这是因为中国没有历史社会学的研究。作为辨识理论真相、乃至作为理论重要来源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在中国政治学界少有学者触及，这就使得很多似是而非的理论和虚幻的观念得以大行其道。

而且，作为理论发源地的现实政治研究，刚刚开始的具有学科意识的比较政治学研究中，很多学者运用的还是外生性概念，而没有好的有深度的关于国别的比较政治研究案例，根本不去涉及非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与政治文化，习惯于把基于美国本国政治研究的理论比如自由主义民主当作普适性理论去强化，随波逐流地研究所谓民主转型、民主巩固，把制度变迁中的多种曲折一概视为民主转型。结果中国刚刚开始的比较政治研究，几乎变成了民主转型学研究，运用的都是转型范式——尽管这一范式已经被美国主流思想界宣布终结了。然而，在中国政治研究和国际政治研究中，尚有不少学者在学习借鉴过程中不忘本来，论证基于自己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实践所产生的理论，取得了外国同行必须给予尊重的不俗的研究成果。

除了历史社会学的空白状态和比较政治研究的方向性问题，还有两个现象特别值得关注。一是关于中国政治研究，很多人把中国政治研究变成了行政管理研究，不惜人力物力用在各类“微治理”的研究上，形成了政治学的公共管理学化。但中国政治的公共管理化研究能贡献政治理论吗？至少西方政治学的经验并不会证明这一疑问。二是关于研究方法，西方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到理性选择主义，都是为了论证既定的命题即自由主义民主；在中国，在历史社会学缺位和比较政治学存在方向性的前提下，或者说在没有共识性理论命题的前提下，热衷于量化模型的学习者需要首先明白为了什么而证明。

在国际比较意义上，中国社会科学远比中国自然科学更落后。虽然在当下的中美贸易冲突中，比如美国对中兴公司的惩罚，显示了中国技术与西方技术的差距，但这种差距是可以在并不是特别长的时间内追赶的。如果把中国以政治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与美国社会科学做一比较，其差距远远大于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美国科技的程度。对此，中国政治学界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因为我们没有历史社会学，而比较政治学一开始就几乎误人歧途。

中国政治学理论如此贫困状态，为什么还会有“中国模式”？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实践智慧”。即几千年积累下的政治文明支撑整个制度体系的血脉，这再次证明，在治国理政意义上，实践智慧比来自书本上的“技术知识”更重要。文明基因中的实践智慧，恰恰应该是历史社会学着力之处。二是制度自主性。即以民主集中制为政体的中国政治制度，具有强大的自主性，以至于不会被各种外生性理论轻易地迷惑和改变。论述这个制度的话语体系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虽然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学院系统和官方系统的话语，但中国政治学似乎更热衷于新辞藻新概念，但一定要看到，是官方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比如“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统一战线”“政治协商”“政治团结”等，而不是什么竞争性选举、党争民主等，恰恰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理论。当然，这种理论要更有活力、更有空间，必须汲取作为社会科学的政治学的学术研究成果，从而提升其理论论述能力和表达能力。中国政治学需要进一步提供解决中国现实需要的理论方案和实践方案，主动地、自觉地回归中国历史，研读领导人的著作和政治智慧，以此来研究中国政治制度体系的合理性、合法性。

总而言之，我们在学科资源意义上需要找到建设一流政治学学科的根本问题和出路。作为知识增长点的历史社会学和比较政治研究在我国政治学研究中还处于空白状态，这种学科现状决定了思想史研究的盛行和外生性理论的流行；因为历史社会学和比较政治学的空白，不但使中国政治学失去了生产新知的能力，甚至丧失判断理论好坏、真假的能力。中国广大政治学人应确立起学术责任感、使命感，自觉去研究历史社会学、比较政治学和研究世界政治。学术史告诉我们，学科路径错了，研究方向偏了，再多的努力、再好看的研究工具，最后的收获都难遂人愿。

注释

[1]参见伊戈尔斯：《德国的历史观》，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

[2]杨光斌：《关于建设世界政治学科的初步思考》，《世界政治研究》，2018年第1辑。

[3]杨光斌：《重新解释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历史本体论、国家性假设、弱理论禀赋》，《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

[4] [6] 房宁：《重新认识什么是基础理论研究》，《环球时报》，2018年2月1日。

[5]杨光斌：《历史社会学视野下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国政治学》，2018年第2期。

[7]杨光斌：《制度变迁中的国家与制度》，第182~243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