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初夏的北京闷热多雨，天空中好像整天压着一层灰色的“棉被”，让人有透不过气来的感觉。这一年的5月16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它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爆发。抓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赫鲁晓夫”成了运动的主要任务。按照毛泽东的设想，这场运动本来准备搞三年，谁料，它竟一直持续了十年，成为一场空前的大浩劫。

文革造成空前的社会伤害和经济损失。在196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457亿元，与日本相当。而到1977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不到日本的三分之一，只相当于美国的十分之一。

文化大革命期间，邓小平所主持的引进工程，成为这一阶段国家创业中惟一的一抹亮色，在某种意义上，这次引进工程可以被看成是1978年对外开放的一个前奏；而中国民间的草根经济力量，也在经济规律的天然作用下，暗地里萌芽、生长。

十年文革对中国创业史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大大延缓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然而也将计划经济的弊端彻底暴露，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创造了心理和体制空间。

国事飘摇，局势动荡，中国走到了一个无比微妙而重大的十字路口。

创业史记：

1966年，文化大革命正从北京开始，席卷整个中国。而在千里之外的浙江省萧山县金一村童家塘，一个21岁的年轻人正把几年间修自行车、搞粮食加工攒下的全部家底1150元钱盘点好，连同账本、印章全部交给大队，然后领回来一块公社大队农机修配厂的牌子，开始搞起集体工业。资产归公后，他做的东西比以前多了起来，开始为钱塘江工程管理局服务，生产铁路上小轨道的零部件。这样一干就是三年。

在新中国60年的创业史中，这个当时仍显稚嫩的年轻人是一个不得不被提及的人物，因为他的名字叫鲁冠球。

1969年的一天，一位在县城当干部的邻居告诉鲁冠球，中央发了一份文件，说每个大队可以搞一个人民公社农机修配厂。鲁冠球马上打了报告，把工厂改名为宁围公社农机修理厂。这时他已经有了4000元钱。很多年后，鲁冠球就把自己的创业之年定在了1969年。

乡镇企业“前生”

在1966～1977年间的中国农村，尤其是江浙及广东沿海一带，像鲁冠球这样的小作坊式队社工厂并不少见。这些为了解决农民的基本生活和劳动需求而建立，被默许存在的小企业，独立于国家计划体制之外，到1976年，数量已达到10万个以上。在改革开放到来的时候，这些天生地养的社队企业摇身变为乡镇企业，“意外”地成为了活跃市场和冲击计划体制的第一股力量。

大跃进中发展起来的上海马陆公社可以说是开风气之先者。文化大革命前期，由于“外宾参观需要”，马陆公社再掀工业发展高潮，能吸纳较多劳力的服装厂和五金加工厂大量出现。在那个财富真空的年代里，马陆公社的成功真实刺激了大批队社企业的产生，并为其提供了发展的样本。

在2006年的胡润百富榜上，并列排名在第34位的是一位名叫张静章的老人。他的宁波海天集团有一个并不华丽的“前生”——文革中诞生的江南农机厂。

1966年，今天的海天集团董事长张静章拿着100元流动资金以及几台破旧的机器开始走上了创业的道路。那时，海天还只是一个安家在破庙里的小五金厂。他们从废墟堆里挖出石板，拼凑成工作台；从废品堆里捡来废弃的机件，再找人维修一下就是设备；没有男劳力，二十几位女工便是厂里的主力；摘下来的棉花去籽后卖给国家，5个月时间赚了4000元，便是厂里的第一笔收入。1972年的一天，张静章偶然看到有人穿了一双塑料凉鞋，从中受到了启发，从那年起，海天开始生产注塑机，从此一脚踏入塑机生产行业，由一家作坊式小厂发展成为今天产量世界第一、规模中国最大的塑机生产基地。

同时成功的还有今天我国最大的空调和小家电生产厂商之一——广东美的集团。

1968年，在新中国的创业史上，并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年份。当时的中国，企业绝对不是主角。而美的，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代，艰难地诞生和发展。

何享健，美的集团的创始人，当时不过20岁出头。

在看到马陆公社的相关报道后，1968年5月2日，何享健带领23位顺德北滘街道居民，每人集资50元，另通过其他各种途径共筹得资金近5000元，正式创办了“北滘街办塑料生产组”，由何享健任组长，以“生产自救”的形式开始了最初的创业。当时的生产厂房由生产组组员用竹木和沥青纸搭建而成，生产场地约为20平方米。生产组组建初期，主要生产塑料瓶盖，设备是手工操作的简单机械，材料是回收的尼龙纸、塑料布，当年的美的人就靠这些家当，有一单接一单，艰难度日，直到历史把一个动荡年代中难得的机遇推到了他们面前。

夹缝中的机遇

1973年，经过六年政治运动的折腾，国民经济陷入长期低迷的状态，商品供应极度贫乏。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陈云被调回北京，重启“吃穿用计划”，主持了新中国的第二次大规模设备引进，四年内共引进26个与民生密切相关的成套设备项目，同时对无比涣散和无序的企业管理进行了整顿。这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国家创业方面不多的一笔亮色。新建了一批民生产业的重要工业基地，为日后的经济复兴打下了不可忽视的基础。

这次国家创业行为为中国民生产业带来了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对配套产品的需求也随之增加，这给大批手工作坊式的队社企业提供了市场空间。

1973年，“北滘街办塑料生产组”开始生产药用玻璃瓶(管)、皮球等产品。当时公社给了何享健最大的支持——一张人民公社红印介绍信。何享健拿着这张介绍信，到派战枪声零落的广州各大药厂去讨业务。生产组居然在文革的岁月中，倔强地生长起来了。

1975年，北滘塑料生产组更名为北滘公社塑料金属制品厂，转为公社企业，并增加了农机维修业务。经过8年的发展，工厂已拥有固定资产近4万元，流动资金6万元。对于一个公社来说，这是一笔可观的集体经济。

当时，全国的社办厂已经发展到相当的规模，公社发展农机不得不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一大成果，宣传画上到处有新时代农民驾驶着拖拉机作挥手状的光辉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