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何享健得知汽车拖挂车必须安装刹车阀才能上路的信息后，便决定为广东省汽车运输公司配套生产汽车挂车刹车阀。1976年5月4日，原“北滘公社塑料金属制品厂”更名为“顺德县北滘公社汽车配件厂”，主要生产汽车挂车刹车阀，兼营汽车橡胶配件，成为专一的汽车配件生产厂。

在抓纲治国的口号下，农村的机械化确实跃上一个台阶。北滘公社汽车配件厂抓住这一历史机遇迅速红火起来。1977年，北滘公社汽车配件厂当年产值达24.4万元，利润2.6万元，为之后美的的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个人创业前奏

队社企业的独特性质，让一些“始作俑者”看到了个人创业的可能。在资产关系上，当时的队社企业属于公社或生产大队集体所有，不过，它们的经营活动却操控在某些“能人”手中。尽管在当时，也许他们还只是无意识地进行着生产经营活动，也许他们的目的不过是吃饱饭或“挣工分”，但借助这一平台，他们确实在奏响最初的创业前奏。

戎纪华，浙江慈溪第一代企业家。不少慈溪的企业家奉其为榜样。

1974年，队里酝酿让一些人去搞副业，贴补生产队收入。戎纪华因少年时曾在无锡一家小百货店里当过学徒，被认为是合适的人选之一。

几经周折，戎纪华联系到无锡的一个国营电度表厂。当时他手里还没有任何产品，只是跟对方讨论，看对方有什么需要，有什么合作的可能。几次商谈下来，对方同意让戎纪华的小厂生产电度表里的塑料数码字轮，如果合格便低价购入。

戎纪华拿回来这个“项目”，一年后，这个小零件终于试制成功了。无锡那家电度表厂用不了那么多的小轮子，于是，戎纪华负责跑销售，从1976年开始，他一个人跑不过来，就带了7个人出去跑。这个小轮子被销到全国许多电度表厂。1977年全厂有了8万元利润，1978年利润跃升到20万元，1980年达到100万元。戎纪华成为大家公推和公社任命的厂长。1981年这个社办厂年产值首次超过1500万元，利润458万元，是当年浙江全省社办企业第一名。改革开放后，戎纪华通过企业改制，成为这家股份制现代化仪表生产企业的老板，而他最初带着出去跑销售的7人中，就有6人自己办企业做了老板。

创业的暗流正在政治运动的冰河下悄然涌动。

曹德旺，今天的福耀玻璃董事长，中国的每两辆汽车中，就有一辆安装了他所属公司生产的玻璃。20世纪60年代中期后，他开始独立贩卖水果，每天凌晨3点起床，骑3小时自行车到福清市采购水果，然后再回镇上销售，点滴积累后来的创业资本。

郑元忠，改革开放后“柳市八大王”中的“电器大王”。从1973年开始，他先后创办了柳市五金制品厂、乐清胶木电器厂、乐清无线电元件厂等数家队社企业。

蒋梦兰，现在的浙江联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1975年，时任联丰村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和会计的他，冒着被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风险，筹资2万元，邀上4个人，“半遮半掩”地办起联丰玻璃钢厂，当年生产出7台冷却塔，销到外地后净赚5万元。

十年文革对中国创业史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大大延缓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然而也将计划经济的弊端彻底暴露，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创造了心理和体制空间。文革期间，政治运动依然是社会的主流。无论“美的”还是戎纪华们，他们所做的一切仍仅停留在解决生存需要的层面。然而，前奏毕竟已经隐约响起。无论对于新中国还是其中的每一个个体，一股激情四射的创业洪流即将到来。

备忘录

●1966年，孙静章用100元流动资金创办了江南农机厂，成为海天集团前身。

●1968年，广东美的集团前身“北滘街办塑料生产组”创办。

●1969年，鲁冠球把公社大队农机修理厂改名为宁围公社农机修理厂，开始了创业之路。

●1972年，新中国的第二次大规模设备引进开始。

冯根生被宣布任命为杭州中药二厂厂长，这家中药厂正是日后中国青春宝集团有限公司的前身。

●1973年，“柳市八大王”之一郑元忠创办柳市五金制品厂。

●1974年，张小泉、王麻子剪刀等一批老品牌开始恢复生产。

●1975年，现在的浙江联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蒋梦兰办起联丰玻璃钢厂。

●1977年，安徽省农村开始出现生产责任制，成为农村经济改革的前奏。

1978～1983

摸着石头的变革

创业史定位：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思想的确立，给久被政治折腾的中国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个体经济开始疯狂地涌现，面对突变的格局和民间力量的暗涌，摸着石头的变革因此充满惊险又一波三折。

时代描述：

1978年到1983年是一个十分微妙和关键的转折年代。

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宣告下，刚刚复出的老一辈领导人邓小平试图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来推进中国的命运变革。

政策的鼓励，舆论的支持，社会环境的好转，商业形态开始在一种懵懂的姿态中萌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等利好消息的刺激下，久被压抑的创富愿望开始被催化，一些早起的先觉者主动或被动地走上了个体工商户的道路。他们踩着还有些生涩的创业节拍，迷茫地积攒着原始资本，虽然大多人都不知道这条路究竟会驶向何方。

所有的人都彷佛听到了时代火车转换轨道的尖利声响，这种激励在民间随后就爆发出了巨大的能量。在浙江南部的温州、福建潮汕、广东珠三角一带，越来越多的乡土工厂展现出他们超乎寻常的活力。当“笼子外的野鸟”个体经济肆无忌惮地冲击了旧有僵化体制后，左右为难的高层而后又不得不快刀斩乱麻地力保那些尚在旧体制下低效率运行的国企的利益。

不可逆转的是，计划经济的闸门开始被逐渐撬开，民间的创业力量如涌出地面的小涓流般四处漫游，与之而来的各地小商品市场、流通领域开始兴盛。致富的渴望开始萌芽，日渐成为全民共同的理想。

创业史记：

复苏的萌动

1978年，鲁冠球的工厂已经有了400号人，年产值300余万元，这一年的秋天，他在5个人的见证下，“高调”地又挂上了“宁围万向节厂”的厂牌。

之前的10年，鲁冠球一直在偷偷摸摸中办厂。那是一个铁桶般的计划经济年代，生产什么，购买什么，销售什么，都要国家下达指标，指标之外的物品流通统统属于“非法”。工厂没有地方买原材料，他踩着一辆破自行车每天过江到杭州城里，走街串巷地收废旧钢材。生产也是有上顿没下顿，一开始做了一千把犁刀，跑去向农机公司推销，一进门就被赶了出来，因为他没有“经销指标”。他东钻西闯了几年，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条活下来的缝，那就是为周边公社的农具厂提供配套生产，如饲料机上的榔头、打板，拖拉机上的尾轮叉，柴油机上的油嘴，要什么就做什么。

1978年的到来，这位只有初一文化、但嗅觉异常灵敏的农民嗅到了一丝有别于以往的清新空气，他觉得自己可以不再偷偷摸摸地干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