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三年多高速成长，1988年3月，邓小平决定从上海开始破除“价格双轨制”，进行“物价闯关”，由此却引发席卷全国的“抢购风”。当年10月，“物价闯关”宣告失利，被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一次经济失控。中央启动改革开放后第三次宏观调控。自1981年以来规模和力度最大并且持续三年的、针对私营企业的整顿运动开始。
经济陷入低迷，社会动荡，中国决策者激进的改革思路渐渐退潮。与此同时，1989年2月，邓小平提出的“稳定压倒一切”却吹响了渐变式改革的号角。1990年，中央开启新一轮“海南热”，确立浦东开发政策。在深圳和上海，中国资本市场初现“双市格局”。
尽管1991年的中国还弥漫着“改革是姓社还是姓资”的硝烟，突变前夜已经到来。
创业史记：
一无所有的力量
1984年，广东顺德容桂镇。只有小学四年级学历的潘宁以零件代模具，用汽水瓶作试验品，凭借手锤、手锉等简陋工具，万能表等简单测试仪器，敲打出了中国第一台双门电冰箱。那一天雷雨交加，他独自一人冲进大雨中嚎啕大哭。当年10月，顺德珠江冰箱厂成立，冰箱品牌“容声”，潘宁出任厂长——后来这家小厂更名“科龙”。
跟潘宁一样，远在温州柳市的南存辉卖了自家房屋凑起5万元，和几个朋友建起一个作坊式的“求精”开关厂。朋友之中，有他的小学同班同学胡成中。多年后两人一分为二，分别成立正泰和德力西。
这正是中国企业史上空前绝后的一年。“下海”的冲动瞬间席卷大江南北各个阶层。除了贫困的抗争者，那些生活安逸甚至小有成就的人，也涌入了改革的大潮。在深圳，王石成立“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这便是万科的前身；在山东青岛，张瑞敏被派到一家濒临倒闭的电器厂当厂长，多年后这家厂更名“海尔”；在北京一间20平方米的小平房里，联想诞生。柳传志信誓旦旦地对中科院领导说：“将来我们的公司会成为年产值200万元的大公司。”
其实那时候，柳传志心里完全没底。当时的中关村是“两通两海”的天下。驰名一时的金燕静、段永基、张旋龙、求伯君已经悉数登场。不过，重量级人物王志东还徘徊在圈外。1984年，王志东才刚刚考入北京大学无线电系。他的时代还没开始。
喜剧的是，年长他四岁、刚刚毕业的潘石屹，却觉得自己的时代仿佛已经结束。1984年，潘石屹被分配到河北廊坊石油部管道局经济改革研究室，颇受器重。直到某天单位新分来一位女大学生，潘石屹带着她领办公桌椅。这位同事百般挑剔，挑了足足一个小时都没确定。潘石屹忍不住劝她凑合着用。没想到她十分认真地回答：“你知道吗？这套桌椅可能要陪我一辈子。”不经意的一句话，却让潘石屹打了个寒噤，“难道我这一生就要与一套桌椅共度？”
春节一过，他毅然辞职南下。因为没有边境通行证，他只能从铁丝网下面的洞偷爬进深圳特区，当时身上只剩30多块钱。
无疑，创业的激情激励着千千万万像潘石屹这样的青年人。但这一年，并不是所有人都活得好。
后来公认“湖南首富”的梁稳根就哭笑不得。1984年，梁稳根组了个“贩羊组”，买了一大批羊。结果偶然得知羊要跌价，他赶紧给同伴发电报，“羊不要，毛留。”同伴莫名其妙。接报的电报局更认定是特务暗号，当地派出所立刻把他的同伴监控起来，梁稳根赶到澄清才得以脱身。
在四川养鸡的刘永好，更是直接面对生死存亡。有个客户下了10万只小鸡的订单，欣喜的他赶紧借钱买种蛋。没想到，先期2万只小鸡孵出来交货后，客户就跑得无影无踪。眼看剩下的小鸡就要孵出来，而他已经没钱买饲料，又恰逢农忙，小鸡卖不出去。他走投无路，只能跟几个兄弟商量，“究竟是从岷江桥上跳下去，还是隐姓埋名跑去新疆？”
——然而无论多么骚动热烈，或是充满多少暗示和悬念，1984年，民营经济兴起的大幕缓缓拉开。
从“万元户”开始狂欢
1985年春天，“万元户”这个新名词已经深入人心。尹明善、瞿美卿这些先富起来的人，甚至挤进了“百万元户”的行业。但是个体户始终名不正言不顺，大连人姜维坐上了去北京“找政策”的火车。
五年前，他在大连市动物园门口摆了一个“照照看”照相摊，后来正式成为“姜维影术社”。一位香港商人到大连考察投资，找他合资经营。但准备签合同时，政府突然通知，不许再提合资的事了。姜维不肯放弃，直杀北京，追问“个体户怎样才能有法人资格”。国家工商局几位司局长回答，“只有将个体户变成私营企业。”在消灭私有经济二十多年的当时，围绕这种“变”争论激烈，胡耀邦力挺姜维。最后，姜维创办的光彩公司成立了。他也由此成为1957年之后，正式领取执照的中国私营企业第一人。
私营经济闸门一开，迅速演变成一场狂欢。这种狂欢尤以海南为中心。后来创办复星集团的郭广昌，大学毕业时，就在一位海南籍同学的毕业留言簿上写下：“海南太令人向往，总有一天，我会在海南拥有自己的一片土地。”
向往的何止郭广昌。吴一坚和景柱孤身闯海南，多年后，前者成为“陕西首富”，后者当上“海南首富”。处在畸形扩张期的海南房地产，更是让冯仑和潘石屹留下彼此人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这几乎全民陷入癫狂的时候，远离城市，乡镇企业却低调地寻找着自己的成长路径。
万向集团的鲁冠球把自己应得的25万元承包收入全部“捐”给了企业。当记者问他为什么，他说，“如果我的收入与工人的收入悬殊太大，他们就会失去自己是工厂主人翁的感情，而这对于事业是不利的。”鲁冠球因此被视作“共同富裕的典型”。
这显然很符合地方政府的期望。既然国企靠不住，不妨仰仗这些有能力“先富起来”的人。“低调懂事”的乡镇企业由此获得空前的政策扶持。这种扶持，集中体现在了“经济联合体”的出现。国企把自己的一些业务以承包或联营的方式转包给乡镇企业，以此形成联盟——这种行为在前些年还被明令禁止，现在却格外流行。
1986年，浙江省玉环县一个叫苏增福的农机厂厂长北上找到沈阳双喜压力锅厂。该厂1964年生产出中国第一口压力锅，此后一直是国内最大的专业工厂。双方联营后，苏增福杀入压力锅行业，以双喜牌名义销售，凭借民营公司的灵活，很快销量竟大大超过沈阳厂。
后来的故事顺理成章。苏增福甩掉双喜自创“苏泊尔”，成就全国炊具用品龙头企业。他笑言：“我这跑龙套的一不小心跑出了个名角儿。”
此消彼长——这或许就是当时国企与私营企业最残酷的生存现实。
蝶变
持续近四年的狂欢中，无数人寻找着他们的下一个路口。越来越多青年人到外国公司谋职，或出国留学。这里面有日后我们耳熟能详的一连串名字：吴士宏、吴鹰、张朝阳、唐骏……他们默默积累着自己的原始“资本”。
企业也在寻找新起点。结束野蛮的原始积累后，创业家们开始破茧成蝶。如果说之前的创业是下意识，现在，他们开始思考企业的命运和归属。
1987年12月1日，新中国第一次把土地作为商品的交易在深圳落槌。听说此事的王石，做出了他今生可能最伟大的决定——转型做房地产。而在北京，柳传志率领联想从代理销售IBM转向开发个人计算机。
这种蝶变还不仅仅是方向，更是资本。
1988年，王文京创办用友软件，他领到的是一本“身份低贱”的个体执照。他很幸运。除了个体户，以前所有新创办公司在性质上都算是“国有”或“集体所有”，那一代几乎所有企业家都将因此遭受产权归属的困扰。
